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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香草山》(修订版)代序
·第一章 百合花
·第二章 鸽子
·第三章 葡萄园
·第四章 荆棘
·第五章 活水井
·第六章 苹果树
·第七章 风茄
·第八章 泉水
·第九章 蜂蜜
·后记: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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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皇帝的心思
·《压伤的芦苇》目录
·沉重的石头——读史景迁《天安门》
·赤子其人——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鼓浪屿访舒婷
·夹缝里的童心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
·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
·人类群星闪耀时
·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
·月亮上的蝴蝶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读郑勇《蔡元培影集》
·暗夜中的萤火虫
·白发的芬芳
·大厦是怎样倒塌的?
·领袖与艺术家
·梦想里的“庄园”
·那些被毁灭的美丽
·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特务的最后自白
·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与周星驰
·风暴中的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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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铁磨铁》目录
·《铁磨铁》序:读友
·网络上下的“杀人”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铁蝴蝶飞不动了
·海瑞的清官神话
·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皇帝套房”的诞生
·池莉:名字的霸权
·巩俐上北大
·斯大林与老教堂
·巨人的孤独
·评韩少功《暗示》
·沈从文的嚎啕大哭
·幸运杜内
·最出色的回击
·小号手的忧伤
·诗歌天堂
·圣诞树
·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差生”歧视可休矣
·“大综合”与“填鸭式”
·阿富汗的电视机
·北大与清华
·病中的曼德拉
·地铁速写
·风中芦苇
·楼兰律法
·永恒的美丽,永恒的生命
·大学中的黑洞
·孩子的名片,父母的官职
·海婴:你不仅仅是“鲁迅的儿子”
·韩东:请不要侮辱“诗歌”
·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史铁生:敬重病痛
·大地的孩子
·致李尚平——你是一颗星
·谁把教师当“蜡烛”?
·让我们学会宽容
·谁在造墓?
·他们为何呆若木鸡?
·曾国藩的“温情”
·晏阳初与李昌平
·哪里有柔软的石头?——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史玉柱:点石成金的狂想曲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日本人的“自尊心”
·张健——一个人的横渡,还是一个民族的横渡?
·无耻者无畏
·“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谁在伤害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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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罪,我们忏悔)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关于《胡适传》的问题。对于这篇白纸黑字署名“余秋雨”的文字,余秋雨先生用当时特定时期作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署名权、发言权来进行辩解。固然,在非常时期,有不少作者违心的、甚至被强迫署名的文字,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让所有人都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这一思路成立的话,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会辩解说,他们的文字是在毛泽东的强迫下写的,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这样也就丧失了谈论问题的前提。
   余秋雨回顾说:“我们当时所谓编教材,写胡适生平,居然连他的任何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完全不存在研究和写生平的起码条件,现在想来是荒唐可笑的。”由此看出,似乎余秋雨先生在“文革”中由于条件的限制和官方对胡适著作的封锁,对胡适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余秋雨在《长者》一文中却有另外一种表述,1975年在回乡养病期间,“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刊物。”(见《霜冷长河》)既然是“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刊物”,哪会没有胡适的文字呢?胡适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同时也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中,在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许多重要刊物中都倾注了胡适巨大的心血。这些刊物刊登有胡适的若干重要文章,也彰显着胡适的若干核心理念。既然余秋雨阅读了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的刊物,就不可能继续处于与胡适完全隔膜的状态,就会对胡适的学术、思想和生平有一个起码的了解。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应当比大多数信息被全面垄断的同代人更早地觉醒过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用“当时所有人都骂胡适,所以我骂胡适也没有什么错”的思路来替自己开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至于对胡适先生的评价,当然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余秋雨认为:“他的有一些经历即使在后来我读了他的书,对他产生尊敬之后也还是抱非议态度的。他后来实在太政治化了,影响到自己的学术成果。”其实,与胡适相比,余秋雨本人才是真正的“太政治化”。胡适后来虽然相当程度地卷入了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运作,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对国民党政策乃至最高首脑蒋介石本人的批评。在他晚年定居台湾时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例如《自由中国》杂志事件——当中,他始终有着自己鲜明的态度,这比起余秋雨先生心甘情愿地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来,不知要勇锐多少倍。而余秋雨先生居然还要批评胡适的“政治化”,真是让人难以信服。学者刘东在《腐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胡适)总是号召积极参加公共事务,但又总是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地位;总是珍视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但又总是超乎政治之外;总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但又总是愿意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准;总是批评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又总是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总是和现实的政治组织离心离德,但又总是尊重和利用现行的法律秩序;总是要促进社会制度的不断更新,但又总是不赞成使用激进的手段……”(载《读书》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学者欧阳哲生则预测:“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的思想的现代化意识必将被人们所承认。”(《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反过来再读余秋雨先生的半部《胡适传》,充斥着谩骂和诬蔑的语言,真有隔世之感。文字中的磨刀霍霍、刀光剑影,又岂能用学术观点的不同来解释呢?
   余秋雨在反驳有关事实的时候,用自己八十年代曾经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事实来作为反证:“‘文革’清查在中国整整经历了三年,可以说每个字都曾经查过,清查结束后,居然作了正厅级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难道合乎政治常识吗?”这一反证是无法成立的。“文革”之后,在八九十年代有为数不少的参与者浮出水面,重新在某些文化和学术机构中担任要职。这正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政治常识”。“文革”之后沉寂一段时间,又重新成为风云人物的,并非余秋雨先生一个人。这一现象固然匪夷所思,但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当对此有更多的思考:这已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体制的问题。为什么现行的体制能够让这类人频频得势呢?我们应当不断地追问。我也相信,追问的结论将超越某个具体的人物,而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意义。
   余秋雨先生在访谈和公开信中凸现了部分历史的真实,同时他还在自觉不自觉地掩盖着某些更重要的真实。至少在以上几个问题上,他的叙述很难自圆其说。余秋雨在答记者问时口口声声地说:“请所有人拿出证据来”,同时却又劝告我不要在“考证、调查中忙碌”,不考证、调查,怎么能够得到证据呢?证据难道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我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和上面的相关文字中,已经涉及到相当多的具体材料,有明确署名为“余秋雨”的若干文字材料和数位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这些不是证据又是什么?尽管余秋雨蔑视细节的重要性,但我却是一个坚持从细节中整合真实、整合历史的人。尽管我所考证、调查到的材料现在还有限,但既然余秋雨先生公然表示“请所有人拿出证据来”,所以我也坚信越来越多的“文革”史研究者会贡献出他们所掌握的更多的细节和更多的真实来。这些材料既可以支持我的观点,也可以反驳我的观点并还余秋雨先生以清白。
   让我们拭目以待。
   历史的伤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认为,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中国人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灾难和伤痛远远多于辉煌与光荣。百年来,中国人至少留下了四道至今没有愈合的伤痕:一是本世纪上半叶军阀、党派之间先先后后、大大小小的若干次内战,在内战中国力遭到严重的削弱,更有数千万同胞死在同胞的枪口之下;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死于抗日战争的中国军民超过了三千万人;三是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乃是“人祸”),活活饿死、病死三千至六千万人;四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从“反右”到“文革”的若干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剥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特别是绝大多数本民族最优秀分子的生命。对于这四道至今仍然血淋淋的伤痕,我们却没有作出任何有分量的反思来。我们在跨越新世纪的门槛的时候,企图将这四道伤痕抛弃在旧世纪,但这能做到吗?假如忘却灾难,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没有思考造成这四道伤痕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对罪行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审判。凶手们逍遥法外,而历史以一种虚假的方式书写着。我们“大度”地原谅了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的暴行,并轻轻松松地表示放弃了应得的战争赔款;我们用“伤痕文学”来掩盖真正的伤痕,并乐观地宣布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到来;我们在灾难过去以后立刻宣称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要控诉那已经被关在监狱里的四个人,除了他们仿佛没有其他害人者了。
   相对于那些遥控中的杀人者、害人者和实践中的杀人者、害人者来说,余秋雨仅仅是编写教材、拼凑批判文章,确实算不上什么。在追问余秋雨之前,我们当然要呼唤一场真正的大审判、大追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对纳粹暴行和法西斯主义的反思、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及其原苏联境内他民族人民对七十年的历史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思,都已经深入到大部分国民的骨髓里。在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度里,历史的书写早已走上正轨,罪人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或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在中国这一切还完全没有展开。我们应当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我们的伤痕、我们的耻辱。有的人认为,以上的四大伤痕已经远离我们,我们不必斤斤计较,我们应当“放下包袱”,全心全意地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可是,我认为,正是因为伤痕与耻辱没有得以彰显,所以我们依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之下,它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作为当事人之一,余秋雨先生对“文革”的叙述是淡漠的、轻松的。在《长者》、《千年庭院》以及公开信中,他都显示了世外高人般的从容和潇洒。他也许真的没有经历过另一种残暴和惨烈的“文革”,但是的的确确存在着另一种比余秋雨先生的描述要残暴和惨烈千百倍的“文革”。我虽然是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当余秋雨正在写作班子中工作的时候,我才刚刚诞生于世,但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我发现了这样的“文革”——学者王毅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 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见《北京文学》一九九八年第九期)
   学者徐友渔在《“文革”的起因》一文中谈到:“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一位性格多愁善感的女学生郭惠兰以‘爱看十八、十九世纪描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说’我罪名遭到批斗,她愤而服毒自杀。而同班的红卫兵‘齐向东战斗组’称郭为‘反动学生’,警告医生不得抢救。而医院居然也停止抢救,将她移入停尸间,致使她几天之后死亡。就在同一班上,一个姓王的学生亲自带领红卫兵去抄自己的家,而且亲自动手将自己的母亲打死,而原因不过是她母亲以前是小业主。”(《自由的言说》)我觉得,假如余秋雨先生真的不知道有这样一面的“文革”,那么不妨找一点这样的文字来读读。这些罪行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为我们所共有。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这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事实。正视这些残酷和暴虐的事实,并不是说就要让某一位正视者来承担全部的历史责任,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正视这些残酷和暴虐的事实,目的是将可能触发暴行的因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清除出去,让我们的现实生活不再受到它们的威胁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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