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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罪,我们忏悔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
   ——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一九九九年底,我写了《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该文在《大舞台》杂志发表后,迅速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杂文集《想飞的翅膀》之中。余秋雨先生本人在千禧之旅归国之后读到此文,对其中的许多论点和论据都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他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写了《答余杰先生》,以公开信的形式就该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与我进行探讨。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经由著名戏剧家魏明伦先生牵线,我与余秋雨先生在成都魏先生的家中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就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自由、平等、坦率地交换了部分看法。会面的氛围是良好的。就我个人而言,觉得余秋雨先生在对待我的批评时所采取的态度,跟面对以往的许多批评意见时的态度有了相当的变化。他作为被批评者,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与批评者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余秋雨先生也承认,我对他的批评并不包含任何恶意在内。在私人生活领域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但是并不掩盖我们之间尖锐的争论。在许多领域内尤其是在戏剧研究领域,我会将余秋雨先生当作我的老师,虚心向他讨教,但这同样不妨碍我在忏悔问题上对他提出严肃而尖锐的批评。
   经过面对面的探讨,我们发现双方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忏悔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是否适合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我们都意识到这一话题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也愿意在见面之后以多种形式就此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并欢迎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朋友们参加到这场讨论中来。我相信,这场论争将远远超越个人意气之争,而进入到价值立场的澄清和精神资源的吸取层面上来,从而与近年来文坛、学界许多陷入人身攻击和商业炒作的论争之间产生本质区别。
   余秋雨先生比较详细地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这在他此前的文字中是罕见的。就此而言,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真诚。但是,对许多具体事实的陈述,我个人认为有大量避重就轻、自相矛盾甚至颠倒黑白的地方。就他的公开信和访谈录中所涉及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和相关细节,我觉得有必要作出我个人的追问、质疑和反驳。当然,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展开的,是我对忏悔精神的体认以及我所认为的忏悔精神在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意义。我一再表明,我对余秋雨的批评仅仅是一个契机,我想引发的是全民族对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我们国民性中劣根性的无情揭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新世纪的阳光中过上真正健全的、自由的、民主的、配得上称作“人”的生活。
   细节与真实
   余秋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犀利必须以真实为基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又不希望您在考证、调查中忙碌,而且事实证明,很多细节真实也会组成一个大不真实。我只建议您固守两点:辨轻重、合常理。这比细节真实重要。”
   对于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整体的真实是由细节的真实构成的,没有细节的真实,整体的真实就无从谈起。我们对一个宏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是以对细节的点点滴滴的描述开始的。我在阅读英国大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就惊讶于书中那无穷无尽的细节。从宫殿建筑的装饰特色到帝王将相的日常饮食,吉本都不厌其烦地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正是有了大量细节的真实,他才能够对细节进行归类、总结和提炼,最后找到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来。我认为,我们在面对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应当有像吉本这样严肃而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的历史才称得上“真史”和“良史”。
   余秋雨先生在谈话中批评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根本就“不懂‘文革’”——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在“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有谁能够说自己真正懂得了“文革”?我想,即使是历史学家、“文革”研究专家,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懂得了“文革”。对于许许多多“文革”的参与者来说,他们也不敢说自己完全理解了“文革”。每个人所参与、所观察、所体验、所掌握、所研究的,仅仅是“文革”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时段、某一区域而已。“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来说,与“文革”的时间距离固然会带来某种“疏离感”;但是,反过来看,正是身在庐山之外,也许反倒有看透庐山真面目的可能。我所谈论的“文革”当然可能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但不能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文革”,就剥夺我谈论“文革”的权利——那样的话,历史就没有办法书写了,就拿司马迁的《史记》来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关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而绝大部分都是司马迁并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我认为,只有“文革”的当事者们以及“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们都关注“文革”、谈论“文革”甚至研究“文革”,各自呈现出对“文革”的一部分真实的阐述和理解来,才可能将无数的细节整合起来,让我们所书写的“文革”越来越逼进历史的真相。
   对历史的歪曲正是从对细节的歪曲中开始的。那些善于掩盖历史真相的人,正是从掩盖细节的真实着手的。余秋雨先生建议的两点“辨轻重、合常理”,我当然同意。但是,如果没有对细节的研究和核实,“辨轻重、合常理”又从何谈起呢?究竟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常理呢?没有对细节的考证和核实,所谓“常理”只能是空中楼阁。
   余秋雨先生在信中写道:“以我们已经展开的话题为例,要判断一个人在‘文革’中的基本表现,一定要抓住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如:有没有在‘文革’初期造反、打人、抄家、诬陷、罗织别人的罪名并进行大批判?有没有在‘文革’后期明知邓小平整治有功却昧着良心批邓、批四五运动?有没有借运动之名迫害同学、老师、领导、朋友?与这一切相比,一个教师有没有参加过哪个教材写作组,这个教材写作组受什么部门领导等等,就比较次要了。”这里,余秋雨先生混淆了一个大问题:“文革”当然有其罪魁祸首。罪魁祸首之下,还有他们大大小小的爪牙。按照现代法理来说,罪魁祸首和爪牙们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应当接受法律的惩罚(尽管“文革”结束以后,许多有实际犯罪行为的参与者通过种种方式逃避了法律的惩罚,但并不说明他们就没有犯罪)。跟这部分人相比,更大多数的是受蒙骗的轻度参与者、半心半意的参与者以及最大多数的旁观者,他们固然不需要承担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但是从良心和精神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同样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所以,巴金老先生才提出“全民共忏悔”这样惊心动魄的呼吁——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响应者寥寥无几。
   那么,余秋雨先生究竟在“文革”中扮演了何等角色呢?他所参与的那些事件是否全是不值得重新探讨的细枝末节呢?当我面对他侃侃而谈的那些事实的时候,我心中的疑团不仅没有消除,反倒越来越大。现在,我想就其中的某些细节问题再次就教于余秋雨先生。
   关于“石一歌”的问题。认定余秋雨是“石一歌”之一,是我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的一个最重要的立足点。所以,余秋雨首先就此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辩解。他明确指出:“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是不对的。没有想到这两年因为我的关系,‘石一歌’居然逐渐提升到与‘梁效’、‘丁学雷’、‘罗思鼎’并列的地步,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第一,“石一歌”作为受到上层重用的写作班子之一,在“文革”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它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当时红极一时、直接受江青控制的“梁效”,但就性质和组织方式来说,与其他几个写作班子是一致的。“石一歌”在当时就享有相当的名气和地位,完全不是余秋雨所说的“石一歌那时候连外围组织都算不上”。把“石一歌”与“梁效”、“丁学累”、“罗思鼎”等写作班子并列,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文革”史专家早就公认了的,并非我第一次这样阐述,更不是为了要批评余秋雨先生,“石一歌”才突然一夜之间受到大家的重视——显然,余秋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
   第二,更关键的地方在于,余秋雨先生反复想说明,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写作班子的,几乎没有实际为写作班子做过什么事情,所有的重头文章都没有参加撰写。因此,自己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处于旁观地位的无名小卒。实际使用“石一歌”这一名号,却缘于一起戏剧性的事件。
   按照余秋雨先生的说法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刚垮台不久我倒是戏剧性地用过一次‘石一歌’的名号。在那最紧张的十月,有一个鲁迅代表团要去日本访问,鲁迅儿子周海婴先生也在里边,原来的团长是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但他问题严重,照理不能去了,却一时无法向日本解释。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少将临时掌管上海大局,派了两位先生来找我,说从一些干部子弟那里知道我的思想趋倾向,要我随团出去起‘阻止’作用,一是阻止朱离队出走,二是阻止朱离开讲稿发言,并规定代表团一切讲稿都由我起草。但我以什么身份参加?一不是写作组成员,而不能在办手续时用上海戏剧学院的证件又号称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教材编写组,两位先生犹豫了一会儿决定,用暧昧的‘石一歌成员’的说法。出去了十二天,回来接受我汇报的已是新上任的宣传部长车文仪先生。”
   余秋雨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与前面的描述呈现自相矛盾的状况:既然仅仅是一个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的无名小卒,为什么当时掌权的军方将领会毫不犹豫地就让他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大上海拥有若干名牌大学和若干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为什么官方不找其他人,而来找当时不过30上下的余秋雨?而且,按照常理来说,朱永嘉是代表团的团长,有较高的地位,余秋雨一个毛头小伙子,有什么权力来起“阻止”作用呢?周纯麟少将仅仅因为因为从几个干部子弟那里听到一点点余秋雨的“思想倾向”,就对他委以重任,在阶级斗争严峻的当时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是放在今天,也几乎是一个神话。假如余秋雨的观点完全与“石一歌”对立,军方的两个代表难道会让他轻易地就使用这一名号吗?我认为,冠以“石一歌成员”的称呼,不仅不是一种“暧昧”,反而是一种“顺理成章”。
   根据在这一事件中余秋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他所掌握的重要权力——负责起草代表团的一切讲稿并在归国后直接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汇报情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余秋雨先生显然在写作班子中有较大的知名度,是上海秀才们当中的红人,而且还拥有相当的职务。虽然在“石一歌”中他不是最核心的成员,但是他却是当时与《学习与批判》齐名的一份重要杂志《朝霞》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据一位当年也参与过《朝霞》杂志编辑的学者透露,余秋雨先生是该杂志的灵魂人物,他负责了大量重要的编辑事务并对是否刊登某一篇批判文章有相当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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