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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对我的特殊关照——“出狱前后”系列之二

   
   
   
   
   

    国安对我的特殊关照
    ——“出狱前后”系列之二
    李元龙
   
    与国安扯上瓜葛,已是七年前的事。
    新旧世纪之交的2000年,采写一位一百零几岁的老人的文章见报后,毕节国安即到报社调查我的“背景”。我这时方知,那位连床都起不了的老人,原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与“党和人民”作了六七十年的对。2001年911发生的第二天,因在舆论阵地的党报办公室收听美国之音被同事当作密来告,再次引起了国安的“高度关注”。早在被抓之前的2005年5月,国安就秘密跟踪调查我了。我被抓之后,对我、对我的亲人,“绝对忠诚于党”的国安都极尽了恐吓、欺骗之能事。对敌人象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在这一点上,国安们的确是训练有素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个谈不上是愉快的经历,加上我对特务、对锦衣卫、对克格勃的惧怕心理,一直以来,我对国安,总是警而远之的。
    但有一天,国安突然对我这个敌人表现得“良心发现”了。
    在我出狱之前二十多天的8月21日下午三点来钟,关押我的四号监室门突然开了,看守让我出去,说是提审。
    奇怪了,我刑期都快满了,谁还来提审我?还有什么好提审的?
    到了提审室一看,啊,是他呀,我虽早就和他打过交道,但直到2005年9月9日我被抓进毕节国安那天,我才知道,这位以前的办事处先生,如今成国安先生了。但知道他的姓名,是妻子会见时多次提到他如何爱岗敬业的事。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们的一位科长先生。
    “老熟人”先开口。他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也快出去了,所以,今天我是特地来看看你,同时顺便就有些事提醒提醒你。
    哦,我明白了,这又是对我、对政治犯的特殊关照呢。
    我对这样的关照也很感兴趣的呢。说吧,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以下,是我当天一回到监室就写下的日记:他们先是很温柔地问我出去后有何打算,“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个人帮你解决,我一定尽力”。“老熟人”说,他们完全是出于善意,特地来提醒我一些事情。说得最多的,是让我出去后“别干了”,别被一些人利用了。我说,我饭碗都被你们敲了,孩子已读大学,房子贷款要还,出去还能有别的打算?首先,不就是赚钱养己养家。被人利用了?我都四十七岁了,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再说,我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君子不党,我不会参加任何政党、参加任何组织的,我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吗?你们怕我出去再写?你们难道不清楚,我和我的亲人当初为了自保、为了保我,什么软没有服?如果你们当初没有逮捕我,再如果你们当初只是判我一个缓刑,我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你想让我写,我也不写。如今,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又遭受了如此大的冤狱,换了你们,你们会窝囊到出狱后连气也不敢吭一声?
    两个国安问我,那个山东律师是谁给我请的,我申诉时,还请不请那个山东律师。我说,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被迫害的事后,主动为我提供法律援助的。至于申诉,那非法定程序,不需要律师。
    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说:你之所以被判实刑,完全不是我们的本意。如果不是那个山东律师和那几个贵阳人插进来搅和,帮倒忙,不是你在法庭上翻供,你的判决结果是很好的。真的,我们是好心提醒你,出去之后最好不要和那些人有什么来往——当然,你要和他们来往,也是你的事,我们也无权干涉。
    我马上想起了明代被赋予了种种司法特权、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的厂卫制,以及那些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他们的话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世人:他们完全可以左右法院的判决结果。听到这里,我打断他的话:我相信你们能左右审判结果,但那审判结果对我而言,只能是更坏的,不可能是更好的——如今的我,相信谁的话,也不会相信国安的话。你们说了多少假话、用了多少欺骗手段?你回去问问某某某,某某某,他们当初是不是对我说,我们现在只是要解决你的思想问题,以免你出去后又写;是不是说过,不会起诉我的,我不会因此丢掉工作的。还有,当初省检察院没有批捕我,他们弄我去监视居住时,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我们给你换一个宽松的环境,以便你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的事情,给我们写一份认识,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没有在场,我们不知你说的是真是假。我说,你把他们叫来,我当场和他们对质或因此发任何毒誓。我敢,你问问他们,他们敢不敢?还有,我为什么写《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死了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我明白地告诉你们,山东律师也好,贵阳那些人也罢;旧友也好,新朋也罢,我落难期间,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关心过我,我都会记住他们——不以他们为友,难道倒以迫害我的人为友?
    他们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不和你扯这些。反正我们今天完全是好意提醒你:再进来你知道吗?那就不是三年两年了,十年以上。如果是过去,你连命都没有了。海子街那个李志美,文革时只是因为收听敌台,就被枪毙了,知道吗?
    试探,警告,威胁,我感到了一股邪气、杀气。我说,知道,怎么不知道。别说多达四篇反党文章,就是文章中的一句话,文革期间,我早都掉脑袋了。不过,我今天还活者,也不是谁的开明、恩典什么的,这是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抗争来的。国内正义的呼声和国际大环境,也让你们不能不投鼠忌器。我还知道,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恨不得置我于死地的。但是,这毕竟是二十一世纪,不是当年不是反右不是文革了。
    我看二位挺敬业,想必是党员无疑了。其间,我曾问两个国安: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真正按照宪法对公民的要求去做一个公民,做得下去吗?你们作为党员,你们如果严格按照党章、党纲的规定、要求去做一个党员,又做得下去吗?毕节报社搞什么“三讲”、“三个代表”活动,那些党员们背地下多骂骂咧咧的。为什么他们这些“先锋模范”不坚持真理说真话,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向党中央反映反映?二位业务水平看来也不低,何以这把年纪了,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小官?是不屑跑送,还是跑送不到位?在今天的官场,只凭敬业精神和能力,能升官发财吗?
    9月5日上午,这两个国安又来了。除口口声声口称“善意”外,“老熟人”今天强调得最多的,是让我出去后“低调”些。不知是事先说好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还是那位科长对同事的强调不以为然,他在一边插话说:其实这不用我们说的,他是成年人了,相信他会作出对他有利的选择的。我说,我这人,当初连飞到耳边的乌纱帽都不要,连伸手即成囊中之物的职称也不屑一顾,哪还会唱什么高调啊。
    我引法据规地说,他们当初对我的监视居住完全搞成了变相羁押,他们应向法院说明,那六天监视居住时间应给我折抵刑期。他们表现得很积极地说,他们下午就去法院说这事。我索要当初被他们非法扣押的日记、电脑等物,他们说,电脑不会还我的,日记等,要请示上面 ,能还我的会还我。
    第二天上午,“老熟人”和一个应为女国安的人来见我。他说,他昨天急得什么似的,当天下午就请示上面了,回答是他们无权为我减刑,那是法院的事。我说,我还不知道你们成全不了这件好事?我要你给法院说,你却给什么上面说,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每次回到监室,同室犯人们都要吃惊而又好心地劝导我:没见过,从来没见过!对杀人犯、对毒品犯、对强奸犯也没有如此不依不饶的啊,这国安看来还真是惹不起。管他妈腐败不腐败、垮台不垮台,你一个人又改变不了什么,回去后吃喝嫖赌也不要招惹他们,多挣点钱享受享受算了。
    不是我要招惹他们,不是我要以他们为敌,实在是他们来招惹我,实在是他们要以我为敌啊!我无奈地对他们苦笑道。
    行文至此,我又想,正如当初我对两位国安说的那样,我愿意相信,你们的所作所为是真正出于良好的、保护国家安全的愿望,而不是在成心迫害哪一个人。果真如此,假若我的字里行间有理解错了国安先生意思、用心的地方,那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想来你们不会与一个因说真话、人话而被你们拿下,而今又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人计较的。
   
   
   
    2007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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