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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自2000年11月8日开始，至今我已经历了八个记者节。
八个记者节的所见、所闻、所想，我想，每一个大陆具有职业良知的，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也会有大同小异的经历和感想。时值第八个所谓“记者节”之际，我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作为稗官野史之一，以资非中共治下的人们，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们能够知道，在我们今天这片一党专制的国土上，如今正在经历着怎样的一些事；在我们这片曾经一党专制的国土上，竟然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事——
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李元龙
当我提笔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被中共司法当局判了两年刑、刚出狱一个多月的我，已经不是什么记者了。又因为我下面将讲述的原因，所以，2007年11月8日将是我最后一次将中共钦定的这一天称作记者节。以后，我所承认的记者节，将是9月1日，这个民国时期即有的，至今台湾记者仍然在过的、更有实质内涵的记者节。
自从2000年起，至今，我以记者的身份，经历了五个记者节。自2005年起，我则只能以“准记者”、或非记者的身份，经历了三个特殊的、刻骨铭心的记者节。
第一个记者节：记者节被党报记者们过成了“愚己节”、“感恩节”。
2000年11月8日，用“新华口吻”的话来说，我与全国千千万万个记者一样，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过上了“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如同大陆我们司空见惯的“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那样，我所在的毕节日报社的第一个记者节，除发了一点安抚金外，就是到毕节近郊的一个风景去“欢度”了一天。所谓欢度，就是开了公车，用公款买了吃喝玩乐的东西、租了供吃喝玩乐的场所，先搞一些近乎幼儿园小朋友玩的游戏，然后是打打麻将赌赌钱，最后是海吃海喝一顿。那天，男女记者都有喝醉了的，丑态百出，让我们一些“老古板”看得直摇头。
记者、编辑，社长、总编先生们，我的同事们，普利策的“船头的了望者”实质内涵是什么，你们在内心求索过吗？自己能做、本该做什么样的记者，你们又在内心向往过没有？面对记者的职业良知这一概念，你们能问心无愧吗？你们留心、思考过“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人民喉舌”这句话吗？“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你们“将来”有脸见前辈同仁吗？
我不可能参加这种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要有多浅薄就有多浅薄的，纯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愚己节”活动，也不可能败那百分之九十几的大多数人的兴。好在这里山高路陡，林清水秀。远离闹市尘心静，步上高峰眼界宽，且爬山去。上面这一连串问号，就是我边爬山边思考，边在心里向山下过狂欢节的同事们提的。
第三天，毕节日报发表了题为《欢欢喜喜过个节》的报道，除8号记者节活动外，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编辑老记们既感到了一种荣耀，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和关心（不通，原文如此）。另一篇消息则报道了地委、行署“几大班子”，宣传部领导对全区新闻从业者的“关心和问候”，本报总编对此表达的衷心的感谢。有记者还因有了“自己的节日”而“由衷地感激江泽民总书记和丁关根同志要求关心和爱护记者。”我悲哀地想，毕节日报社恐怕少有人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关心”，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压制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将记者节过成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的“感恩节”，我无法以拥有这样的同事而感到一丝丝自豪。
第二个记者节：当个做了思想阉割手术的记者，亏他们还会“感到庆幸”。
2001年的记者节是如何欢度、到哪里欢度的，我已记不得了，只是从那时写的一篇日记里看到，那年11月8日的毕节日报发了篇相当于记者按的、题为《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的文章。文章第一段就称，“能在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应当感到庆幸。这个时代的记者，……是和平盛世的歌者”。
我的感觉则与他们完全相反：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按照自己的良知和对职业的忠诚去采写稿件，实在是莫大的不幸。正是有感于此，当晚，我情绪激动地写下了以下一串问号：
一份发行季节要靠分管领导发话，才能勉强达到最低发行量的党报；一份断了财政之“奶”就马上断炊的，无论出生多少年也不能自立的寄生虫报；一份到了订户手里，多数未看马上就被扔掉的垃圾报；一份“以金盆玉碗贮狗屎”，尽登臭不可闻的党八股文章的不入流小报；一份只知形式上从周三报到周六报、四开报到对开报，内容则毫无突破、也不可能突破的虽生如死报；一份见钱就发职称“论文”，全然不知何谓辱没斯文的“金钱报”，还想“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
当一个“丫鬟眼中的小姐、小姐眼中的丫鬟”的党报奴婢记者；当一个实际上是被党棍、官僚包养了的卖笑记者；当一个只能龟缩船尾、却自称是站在船头的有名无实记者；当一个弄错“党和国家领导人”、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姓名，一个字就要被扣两百元钱，弄错平民百姓姓名一个字才扣两元钱的憋气记者；当一个911时幸灾乐祸、喝啤酒庆祝的无心无肝记者；当一个要把“几大班子领导”姓名见报排名先后作为“基本常识”来记、来背的泔水桶记者；当一个戴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戴上了紧箍咒、思想还要被阉割的太监记者，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没有，亏他们还会“感到庆幸”。
第三、四个记者节：记者节“白条”，中共何以一打就是半个世纪？
2002年起，对于“愚己节”、“感恩节”式的记者节活动，我都拒绝参加。翻开这年11月8日《毕节日报》合订本，最抢眼的是一版通栏套红大标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今日在京召开》。不知是否怕抢了“十六大”的眼球，反正，这天的报纸反常地一个字未提到“自己的节日”。
2003年11月8日，同事们又欢呼雀跃地去一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场馆过节去了，我则找来一些有关记者节的资料，边看边想、边想边写下了一连串问号：
从1933年起，每年的9月1日就是我们这个国度的记者节了。时至今日，台湾同仁的记者节仍是9月1日。这一年，新华网有报道称：记者节将至，台湾大部分记者不快乐。为什么要取消9月1日而不管不顾地将11月8日赐给“新中国”记者作节日？大陆的大部分记者，他们何以能透着那么多、那么大、那么幸福的快乐？
1949年，中共政务院颁行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即规定有记者节，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办法却未定下相应的记者节日期。他们何以连自己喉舌报的记者，也不随手恩赐个节日给他们乐乐？中共记者节“白条”，何以一打就是半个世纪还多？
11月8日作为记者节，是先由当时的中共总理朱镕基签发，后又由中共国务院批准的。新华社为此乐得屁滚尿流：我们新闻从业人员有了自己的节日，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深切关怀！照此逻辑，那么，此前的50年，岂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深切不关怀”？此节日彼既可予之，彼岂非亦可夺之？
范长江，“新中国”记者节准创始人，前新华社总编、人民日报社社长，在“旧中国”时期还能写出，尤其是能发出《在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这种有许多“煽动颠覆”内容的、脍炙人口的“反面报道”来，而一旦接受了共产党的招安，何以便范郎才尽，再无世人公认的佳作问世？他为“党和人民”歌功颂德几十年，何以会在1970刚过花甲一年，这个正出成果的黄金年龄“自绝于人民”？党报记者们只看到范长江新闻奖，有几人还看到了他自杀后在井里泡得肿胀的身体？
第二天我方知，当我昨晚思想“开大差”之际，我那同事们除了大碗喝酒、大筷吃肉，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呢。
第五个记者节：隔靴搔痒的《写在记者节前夕》。
当时何曾料到，2004年11月8日，是我以记者身份过的最后一个记者节。
关于这个记者节，如果没有记错，头天晚上，我写了那篇擦边得不能再擦边的小杂谈《写在记者节前夕》。虽有着“记者合法权益”、“新闻法”这样的字样，但第二天，看着见报了的这篇极尽“委婉”、隔靴搔痒之能事，还差点胎死腹中的“豆腐干”，我一时摇头，一时叹气，一时苦笑。
也许，这一个记者节，我写的是《石不能言最可人》。反正，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记者节这天见报的，只是记不准确，到底是哪年见报哪一篇的了。显然，后者我玩的是“准风月谈”——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不能骂，就玩物丧志去吧！
第六个记者节：“五人帮”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原因。
2005年9月9日之后的李元龙，已不是肩挎相机的党报记者，而是身穿囚服的狱中犯人。当时，我还不只是个“犯罪嫌疑”人么，据此，我在前文称自己为“准记者”，想不至于有人认为我是冒充党报记者图谋什么吧。
这一天，“准记者”我是如何过这个自己特殊的记者节的？当天的日记里有记载：
到今天，失去自由已两个月整，对自由的向往，也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今天凌晨，梦见自己被困在五龙桥下的废墟里。我拼尽全力，竟然砸开了挡住我生路的大横木，摆脱了困境。
全能的主耶酥啊，爱我的主耶酥，我知道，这是您对我进行的暗示，也是您将对我的恩赐。
慈爱的主耶稣啊，我还要感谢您。昨天，您让我得到了我弟送进来的八本书。今天不是记者节么，我不可能再从事心爱的新闻职业了，也不可能再按照原先设想的那样，去为那对父亲患癌症的优秀姐弟进行呼吁了。但是，在这种处境、在这种心情之下能够欣赏陶渊明的诗文，能够品评《乱世佳人》，真可谓“牢有所为，牢有所乐”了。
潘建华——我的第一个牢友也想看书，我向他推荐了浅显易懂的《白话史记》，还趁机给他讲了《左传》、《汉书》上的几个经典故事。看了几个小时之后，只读过一年初中的他竟然有所感悟了：“看了书上这些故事之后，过去一些老想不明白的事，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比如毛泽东杀彭德怀、杀刘少奇，不就是刘邦杀韩信么；共产党迫害右派知识分子，搞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屙尿在读书人的帽子里么。”
我连连赞赏他：对对对，要不，“五人帮”何以会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呢。
优汰劣胜的制度不让我当记者，我就当启蒙教师、当管教、当“赤化分子”吧。
好一个特殊的记者节，好一个难以忘怀的记者节！
第七个记者节：比预防制还反动的“釜底抽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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