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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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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普通外来工的矛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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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黑暗:残酷社会与人性挣扎——《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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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国的六个问题

无论体制内外,大家都碰到了不需要再划分什么“体制内外”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是另一批人当政,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具备复杂性、普遍性、迫切性和公共性,又有着相当的历史性。在当代,我们能够看到不是一个市,不是一个省,而是自上而下的全中国,都存在着这些问题。从事党政事务的,从事政治研究的,从事公民维权的,甚至包括部分弱势群体,大家都在逐渐看透、看清、看懂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权力效率。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集权式的,不是分权式的,职能部门的“唯上性”众所周知。具体要干些什么,不是民众自发的思路汇集,而是上面摊派和指定的任务。在最具影响力的“红头文件”和“指示”之中,官员重视的是两样东西:人和钱。人事变动,意味着权力变动;人民币下放,意味着自身利益的机会。这一切,似乎与民众无甚关联,民众权利甚至连“民众”这两个字自身,都缺乏生命感。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专制统治已不复存。错了,仍然有“上面的计划”,更有“上面的专制”。对于“下面”,不存在服务,祇存在任务和管理。有人提倡“治理”,但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民众的渴求,被臃肿而拖沓的行政效率所堵塞。同时,低效的行政效率又加上管得太宽的权力,导致事情越扯越多、越扯越复杂,一件再小的事情也很难找到“空得出手”的人。由此,后门大开,还是由利益来推动行政效率。

   权力必须释放、分化,甚至应更多地以“购买”的方式,交由民间组织——也就是社会组织——来处理。这比裁减人员更为有效,甚至比民主选举“好官”更有持续稳定的效应。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道《中国医改u形大回转?》,很有价值。就医疗改革制度,北大、复旦、国研中心、世卫组织、世行、麦肯锡、北师大、人大,这八家机构一共提出了八个方案,结果完全主张“政府主导”的方案祇有一个半(国研中心的一个和北大的半个),其余全部主张“市场主导”。这种状况,被一位参会的医改学者称为“这是真理的胜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今后的教育改革,也很可能走向这一步。要让权力弱化到更小的程度,把市场和社会做大,这是基本的方向。市场与社会的强大,才有可能对权力构成最大的外部制约。尤其是当权力内部制约严重乏力之时,我们不能不走这条道路——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成为最大强者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民意民智。

   中国最有力量的民意民智,应该是组织形式的民意民智,而非一般人物的单独观点。甚至包括人大代表在内,也不足以与组织式的民意民智相提并论。组织是可以被看见的,比如说民间智库,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集结起来,切合实际而终生致力的思想、路径、实验、项目等等,其眼光已经比政府超前得太多。还有媒体,必须开放言禁,引导整个社会来思索、批判和建设。当然,民间团体的直接行动更是民意民智,这些行动往往在组织力量、统筹力量和实施力量上,远远超过政府。当市场与社会足够强大之时,包括党委、政府、人大在内,都将依附于这些组织式的民意民智,而不是刚好相反。届时,民众之意之智,将不是“递奏摺式”的,而是具有相当的自我活动空间和督促政府的能力,其规模、其影响、其效能,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民间抗争事件增加的缘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强权、富者蛮横。权力、财力与智力的合谋,导致弱势者走向更为弱势的境地,迫不得已走向反抗。与之相随的是权利觉醒、自由觉醒的思潮推进,加深了抗争本身具有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前瞻性。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走向了对立,民众向既得利益联盟集团宣战,各种僵化的控制和压制更加激起民众的抗争之心和抗争势态。民意高涨的同时,行政、司法成本昂贵,媒体倒向既得利益的一方,整个社会充满了困境。熟透官方规则和崇尚“包青天式”的开明专制的人们,祇有通过“大官治小官”、“上级治下级”的办法,来捍卫自身利益。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更加巩固了上层权力,迫使下层权力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服从和献媚于上层权力。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更多人选择开明专制,而实际上还是人治,说到底还是民意民智不被制度所吸收的结果。即使被吸收为制度,也得不到有效实施,因为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去除。

   第三个问题,形式官僚。

   吴思的《潜规则》对此有着极其深刻的解剖,本质是为了谋利,是当事双方或多方谋利博弈的一种均衡。从当事者双方来看,二者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损失的最小化。官僚之形式化,或形式之官僚化,全是精心于对“成本”的计算。真正动真格地去解决民怨,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上级利益和财团利益。在经济建设的时代,并未在“合法致富”上予以重视,存在即是合理。如同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题材那样,倘若彻底破案,牵出一竿人等,相关企业涉及的几百、几千名员工便衣食无着,这些问题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所以,睁只眼闭祇眼的情况特别多。人浮于事还算是小的,包括上班打麻将、下班去泡妞、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这些连中央电视台都敢批判,不算是最糟糕的问题。最糟糕的问题是,其腐败、其势力、其紧密程度,已经比一般黑道更为强大。“权力型黑社会”比任何贩毒、贩抢、拐卖、抢劫的团伙组织还要恶劣。电视剧《国家干部》里就有这样一群人物,有着烂熟于心的政治训练,有着结党营私的更大网络,这些官僚被有的人形容为“共产党里的败类”,其实绝非如此,而是这个体制之坏,将其强力集结于其中,无以脱身。

   现在体制内最优秀的一批人物,是最能容忍和克制的隐忍不发之人。如同当年的林彪,当年的汪精卫,当年的李鸿章,他们太知道这一切内幕,太懂得这一盘棋的黑局何在。他们无奈,无声,无以所为,能够在险恶官场独善其身就已经是极大的造化。稍微跳了一点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通达显赫的命运,包括魏胜多、刘慎刚这批体制中人,固然推动政治改革,却都是悲剧人物。也是在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道《庞家钰案“深喉”真名现身,十年官场恩怨首度述说》,该报道说,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告倒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但其状况却是:“告倒了庞家钰,曹长征的职务仍然没有变化,仍然是市司法局的助理调研员,业余时间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帮别人打一些官司。他一直为自己当初被免职而申诉,但至今没有效果”。这批人都是铁杆的中共党员,硬骨、无私、有才、有苦,但这个体制却越来越淘汰他们。包括现在很多退休的老干部,我见过一些,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当前政局的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唯有深深怀念当初那个廉洁奉公的激情岁月。

   第四个问题,依法行政。

   “红头文件”和“指示”不是法律,却比法律更为有用,在当代官场不懂得在这些文件与指示之中挖金掘银,证明其本领还不到家。法律是一道防线,当行政越过这道防线,就等于在公共事务之中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行政的深刻内涵是独立负责、独立行动,催生了问责制的产生。比如说,你负责建设辖区内的水管系统,花了很多钱,结果水管总是爆炸,总是停水,你要拿话来说,你要负行政责任,造成重大事故的你要负刑事责任。同时,法律明确了你自身的权力界限,不可滥用。我们从媒体中经常能够了解到许多冤案,这些冤案被曝光之后,整个社会群情激愤,痛骂公安、司法。关于“国家赔偿”,我们也了解很多相关案例,这些案例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依法行政。冤案之所以成为冤案,事实上是由很多原因促成的,比如栽赃陷害,比如强力破案,当然还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最大问题——缺乏法律依据的定案。出于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行政系统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政治问题被专政化解决,而这个“专政”往往是一边倒地倾向于党的利益考虑,诸如对不同政见者、不同教见者的打击、围剿和迫害,就凸现了核心问题的暴露。

   宪政是法治国家的纲中之纲,但中国式的法律其最大的漏洞,就是同样一条法令,可以用其它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指示来予以消解,导致“大法无用,小法实用”,实际上就是弱化法律,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使得行政者具备强势地位,而弱者愈弱。昨晚看《中国大案侦破实录》纪实片,贵州贫困地区60多名少女、女童被诱骗至福建等省,遭到暴力威逼卖淫,患上四种恶性妇科病。此案虽然获得侦破,但贵州当地的贫困、麻木、冷血更令人震撼。这说明依法行政并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法律在维持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中国历来的“重刑轻民”执法传统,却导致民权弱势的结局。所以,行政绝非行政本身,法律也绝非法律本身,对于许多应当涉及到的领域,实在还有任重道远的更多实务要做。当贵州那批少女、女童遭到侵害之后,她们的父母却说:“我不管我的女儿在外面做了什么,祇要每个月能够汇钱回来就行。”当一位父亲狠狠地骂女儿:“反正你也要嫁人,看你这辈子也没什么出息,不如杀了你!”这个时候,我们能对法律、对行政说什么?写到此处,我心极其冰凉。

   第五个问题,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自由公平竞争,同时又亟待提倡自利、利他原则的经济模式。在中国,人们尤其担忧的是权力干预及过分干预,这方面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寻租”。寻租很容易解释,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这些限制产生了形式各异的租金,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租金的竞争。有时,寻租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行,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拥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充分利用其地位优势,对寻租和社会财富的消耗起着重要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郊区,假设开发商看重了一片土地,他们与政府商量,出钱买土地。假如农民不同意,他们可以施以更大的惠利,比如帮你们修路,帮你们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然后每亩两万,而后解决安置。开发商将土地推平,然后建立商厦或商品房,跟官员分点利,自己又卖出高价,几十平米就可以卖出几十万。这些“圈地运动”的规则,就是寻租规则。政府得利,商人得利,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祇分得残羹冷饭的贫困民众。贿赂、腐败,祇不过是权钱交易的必要环节,最终的目的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并不在乎合法与不合法,以及是否属于暴利性质。

   招商引资也是相同的道理。许多民众期待已久的经济浪潮,最终都毁在政府的手中。吃吃喝喝,就可以吃掉一个项目,投资商不敢来,来一个吃一个。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投资商,灰色空间就陆续建立起来了。当然,企业入驻对政府的公共财政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公共财政,民众的福利公益就可以做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政府绝买农民土地,然后出租给企业。企业要减少成本的办法,就是反过来提供好处给政府。有的成本是不能减少的,比如有极大污染的企业却不排污,这对全民的身体健康都将造成威胁,物价的猛涨也将对原住民造成威胁,但政府在控制着这一切,它不管什么威胁不威胁。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灰色空间,政府可以几头吃钱,因为权力在其手中,就可以权换钱、钱滚钱,政府假借商人的手自己反而成了最大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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