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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低诗歌的访谈——老象、小王子对谈录


   
   关于低诗歌的访谈 ——老象、小王子对谈录
    时 间: 05年12月对话人:张嘉谚、王玉文
   张:低诗歌已经成为中国网络不容忽视的先锋诗歌写作现象,低诗歌已得到众多网络诗人的认可,参与低诗歌写作和低诗歌运动者也不乏人。但关于低诗歌与话语革命的关系,低诗歌写作与垃圾写作的关系,低诗歌运动与中国低诗潮的若干问题等等,仍有一些纠缠需要厘清。这个工作,得有时间有相应的人来做。我们也不必太着意它,有空就随机性地做一做,做多少算多少;能做到尽力而为,尽性随缘就可以了。
   王:我赞成。我有一个想法,先列一些问题,对与低诗歌有关的人们作出了一个系列访谈。现在,就先从您开始吧。您提出低诗歌与低诗歌运动时,是怎么设想的,比如,您考虑过它的起源吗?
   张:“低诗歌”是网络先锋诗坛的客观存在诗写现象,在我看来,它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杨春光所倡导的“后政治写作”,以及他个人以“屎尿屁”入诗的大量实验性诗歌作品。“低诗歌”以流派的面目出现,应该从2000年“下半身”的写作开始,2003年“垃圾诗派”的崛起壮大了“低诗歌”写作的声势。差不多与此同时,空房子主义、反饰主义、中国话语权力、俗世此在主义、民间说唱、中国平民以及草根派、打工诗人的写作,也都不约而同地强化了低诗歌的阵容。这种诗歌写作现象,因其具有共同的以“崇低”、“审丑”为价值取向的特征,我们便给予“低诗歌”的命名。
   王:为这样一种新的写作现象命名,您是怎样想到用“低诗歌”的?
   张:关于“低诗歌”的命名,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它的来龙去脉。我在2004年初由杨春光介绍开始上网,连发帖也是杨春光电话教会的。我主要阅读的是徐乡愁介绍的垃圾派文章和在北京评论等论坛发表的一些垃圾诗。从2月初开始,我陆续在北评发表了几篇关于“垃圾写作”的论文之后,才抽身在各个论坛巡游。在这之前,我注意到反饰时代和中国话语权力论坛有杨春光、丁友星、严家威、西部快枪、小王子等诗人在热烈探讨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问题,我没有来得及参加这个讨论。中国当然需要一场真正切实的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但我感觉当下的网络并不具备开展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必要条件,朋友们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似乎为时尚早。
   与此同时,我在各网络论坛读了很多类似于于下半身写作与垃圾写作的诗歌,写这些诗歌的作者并不属于下半身诗派也不属于垃圾诗派。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我发现,一种新的诗歌写作现象出现了,它与未来的文学革命或文化革命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我试图为这种新的诗歌写作现象在理论上加以论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为这种诗写现象命名。我一向不欣赏用“新”或“后”之类的字眼为文学现象命名。我还看到,这种诗歌现象已打破了“代”的界线。我承认,为“低诗歌”这个命名,我想了三天之久。当我想出以“低”来概括这种诗歌现象时,我对低诗歌的特征及低诗歌与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大致把握。通过电话,我告诉了杨春光、丁友星这不无自得的命名,并与杨、丁二人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这一探讨大致明确了低诗歌写作的战略方向,那就是通过倡导低诗歌,引动或波及网络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我很快在3月10写出了《低诗歌运动——网络文学革命的前潮》一文初稿,还将初稿寄给杨春光、丁友星、黄翔、徐乡愁等提修改意见。
   王:我与龙俊和花枪曾有过面对面的交谈,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在这半年之前也讨论过类似诗歌发展的新流向。
   张:这是完全可能的。“低诗歌现象”已经出现了很多年,它早已十分明显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龙俊花枪注意到这种现象是完全可能的。但问题在于,仅仅“发现”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去切实地“把握”。
   王:当时我在空房子诗报、反饰时代、中国话语权力等三个论坛读到《低诗歌运动——网络文学革命的前潮》一文之后,我真切的感到此文对一种新的诗写现象的准确把握,也深感您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前的眼光与评论良知。我参与了此文的讨论,随即在空房子诗报征询您的意见,便把此文在中国话语权力论坛置顶,以便让登陆论坛的诗人们讨论学习,这也是我们在网络上交流讨论的开端。杨春光、丁友星和我都认为在网络上进行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之前,开展“低诗歌运动”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一个阶段。杨春光给我的电话中,也谈到有关低诗歌运动的开展与未来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联系问题。
   张:对,丁友星后来将低诗歌运动、文学革命与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提出了他的三阶段论。后来,川歌也有他的大中华文化复兴的设想,连龙俊也有低诗歌通向新文化建构的说法。后来,我将这些说法统一为一个“话语革命”的总提法。在《低诗歌运动——试看网络文学革命的前潮》一文初稿作重要修改时,便改成了《低诗歌运动——网络话语革命的前潮》。
   王:那么,龙俊花枪又是怎么参与发起低诗歌运动的呢?
   张:在《低诗歌运动——试看网络文学革命的前潮》一文初稿贴出之前,恰好龙俊打来电话跟我约稿。我说好啊,正好刚写有一篇,我在电话中告诉了龙俊我对“低诗歌”的命名,并谈了对低诗歌写作的若干看法。龙俊听了之后也很兴奋,我们又在电话上商谈了如何开展“低诗歌运动”的问题。当时我上网不久,还不知道花枪其人,我也没读过他的东西,也没和他通过话,与我就低诗歌运动讨论的就是杨春光、丁友星、龙俊。具体商谈就低诗歌办论坛刊物的事主要是我与龙俊。我的文章贴出后,龙俊后来随即开办了“低诗歌运动”论坛。并说下个月出刊。直到一年后,他与花枪才将这本《低诗歌运动(创刊号)》刊物编辑了出来。
   王:但是,实际上,最初的“低诗歌运动”却是在被杨春光称为现代文化革命重镇的几个论坛(空房子诗报、反饰时代、中国话语权力)上展开的。那时候,我们很长时间没有注意到龙俊申办的“低诗歌运动”论坛,当我后来看到他们用“低诗歌运动”命名的论坛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名称作为一个论坛来用不太适宜,原因是“低诗歌运动”不是一个论坛的事情,也不是一个论坛所能概括与限制的。
   张:是的,当时龙俊用“低诗歌运动”作名称,显得急了一些。我看到后也觉得不好,应当用“低诗歌”为名作论坛就可以了,因为“低诗歌”只是一种文体,它显示的便只是一种“中性”色彩,只要写的是低诗歌,谁都可以进来发帖。加上“运动”,就给人一种炒作的感觉;而且不少诗人对于“运动”、“革命”、“政治”之类的词相当忌讳。作为一种开放性质的活动平台,用“低诗歌运动”作论坛,未必会有利于团拢大多数参与者。比较起来,还是用“低诗歌”好些。不知是否这个原因,“低诗歌运动”论坛的确长期没热起来。我在04年那段时期最先主要在空房子诗报论坛活动;空房子被封,有一段时间我又主要是在“垃圾运动”论坛活动。龙俊的“低诗歌运动“论坛连我也去得不多。后来,我曾给黄土去过一信,希望由他来创办一个去掉“运动”二字的低诗歌论坛。黄土没回音,这一想法后来却为典裘沽酒接受了。
   王:但是典裘沽酒刚一公告创办“低诗歌”论坛,就遭到龙俊花枪的激烈抗议。
   张:龙俊作出那样的反应也出乎我的意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和杨春光一样,希望在造势的时候,类似的论坛多多益善。而龙俊与花枪似乎把“低诗歌”当成一块“注册式的品牌”了。我这才想起搞低诗歌运动之初他对我说过类似的意思。但我一直没在意。在我的意识中,“低诗歌运动”虽有人为性,但必须是开放的,无门无派的。搞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太狭隘了。
   王:是呀。您当时怎么不出面批评他们呢?
   张:对于低诗歌运动、垃圾诗派、垃圾写作等等,我虽然密切关注,却从不想当然地去指手划脚,作什么引导,纠正什么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局面,任何一种主张都有他的道理。当然,并不一定所有的主张都经受得住现实与历史(时间)的双重考验。但是人们暂时对这些主张是没法检验的。网络使诗人有了思想与写作的自由,这种自由也产生了一些无端的浮躁。谁都自以为是。那么,谁会听谁呀?所以我向来只管自说自话,自己对自己的言说负责。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去批评别人。对龙俊与典裘之争,我只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兄弟相争,无关大局。”
   王:为什么您要这样说呢?
   张: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对于低诗歌运动这个大局,龙俊与典裘沽酒都是热心投入的人,争吵一下何妨?如果从炒作的意义上,这样自然出现的争吵更是求之不得。我没必要急于出面澄清事实真相——说典裘办论坛是我支持的。呵呵,我没必要急于去当灭火器。
   王:但您对这件事,实际上是疑虑的。我后来收到了您当时就这件事给我的长信,那么我应该算是最早明白内情的人之一了。
   张:呵呵,是的。从另一角度看,龙俊与典裘关于办低诗歌论坛的争吵潜藏着低诗歌运动的某种我不愿意看到的危险。
   王:是吗?有这么严重么?
   张:是的。说“危险”,也许太过了一点儿;也不能说“威胁”。但那种东西的确存在。那就是我从龙俊花枪的态度和说法中感到一种我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反感的东西——即把对于一种现象的把握企图据为“私有”。否则,凭什么不准别人创办“类似的”论坛呢?我想,即便“低诗歌”有某种可见的名利诱惑,诗人对名利不能无动于衷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私事。说到底,谁也没法将一种“运动形态”据为已有。
   “低诗歌”是一种文学现象,它不可能像物化的产品或商品被人屯集居奇。
    “低诗歌运动”不应停留在“名称”的纠葛上,它最终呼唤的是结实饱满的诗歌文本。
    我内心更倾向于把低诗歌看成文化性的、精神性的运动,而且在我的诗学观念中,低诗歌只是某种阶段性的关注对象,它的发展应该朝向更广阔的空间。
   王:我注意到您提的“诗性正治”写作,其中的有些论述,已经预示了对低诗歌的超越。
   张:是的,诗歌的创造无止境。我希望在低诗歌之后,是中国诗人对“全”与“大”的更高寻求。具体说来,就是追求“真人——全人”(善与恶、美与丑兼具)的“大诗”写作。
   王:对于中国大部分诗人来说只怕很难。
   张:这只是一种期待。谁愿意对中国诗歌失去信心呢?但话说回来,中国诗人整体素质的每况愈下却是不容乐观的现实。2002年,我曾写有《中国诗歌的公民写作》一文,至今没能贴发出来,原因是总觉“公民写作”不对当下中国诗界的口味。如果连“公民写作”都达不到,所谓“真人——全人”写作又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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