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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暴,全民起义,迎接新一波中国民主革命


全民抗暴,全民起义


迎接新一波中国民主革命


徐水良


2007-9-25


   依靠血腥屠杀和镇压保护专制,依靠暴力和欺骗维持暴政,遭到几乎全中国人民反对的中共专制共政权,之所以仍然能够维持,除了中共的铁腕暴力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告别革命的伪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伪自由主义对民主阵营革命精神的瓦解。
   几个告别革命的伪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骗子,几个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竟然在长时间内,把整个中国理论界,包括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理论界,骗得团团转。这种理论奇观,颇具中国特色。它几乎可以和中共依靠暴力和欺骗,把理论水平很低,到处不懂装懂,冒充权威,胡说八道的毛泽东,捧上神坛,几十年被中国人当作神,这样的理论奇观相媲美。
   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是同一根理论毒藤,即经济决定论,尤其是所有制决定论的理论毒藤上,长出的左右相反,互为映像的双胞胎毒瓜。不过是一个无限推崇革命,否定改良和其他比改良更加温和的一切非革命的进步形式,否定私有制,主张全盘公有化;一个相反,坚决反对一切革命,主张全盘私有化。两个极端,一样荒谬。
   当人类消灭专制制度以后,人类有可能告别暴力革命和暴力改良,或者说,告别改良和革命的暴力形式。但是,改良和革命本身,科学、技术、思想、工业、农业、医疗、教育、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娱乐等等各方面的革命和改良,永远是人类社会的必须,不可能否定和告别。在消灭专制制度以前,我们更不能绝对保证告别改良和革命的暴力形式。而在当代世界上,符合客观实际的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度,都是人类社会的必须。你不可能把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空气、阳光和水,完全私有化。中国官僚太子党和自由主义者逆历史潮流而动,鼓吹教育,医疗的完全私有化、商业化(即所谓的“产业化”),遭到失败,是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的一个暴露。
   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所有制决定论。我们必须坚持“公共领域公有化,(其中,特别是要坚持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即政治权力的公有化),私人领域私有化”的基本原则。反对自由主义者为富人讲话,为官僚太子党富人争权,欺负弱势群体的做法。我们必须坚持革命和改良并重的原则,既反对马列毛无限夸大革命的作用,也反对伪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丑化和攻击革命。
   照理说,中国那几个伪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们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靠的,不过是几种谎言:1、明目张胆地伪造历史和人类思想史,丑化和攻击一切革命,拔高和美化伪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2、自由主义没有理论大师,一方面,他们把二流三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捧为理论大师;同时,3、把自由主义产生以前的大理论家,尤其是保守主义的理论大师,说成是自由主义的大师;4、颠倒黑白,硬把在自由主义产生以前就存在的欧洲保守主义,把与自由主义观点正相反的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说成是左翼自由主义,或者说成“古典自由主义”;5、隐瞒自由主义在欧洲是相当小的中间派,在美国是左派,从来不是右派的事实,硬要把自由主义说成是右派,是西方主流。
   当他们的骗术被我们揭穿以后,仍然有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主义是右派,欧美保守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之类天方夜谭式的谎言和奇谈。笔者在目前中国的转型变革时期,主张理性激进主义,但在美国,倾向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我想这里的保守主义者听到上面这种说法,应该像我一样,会感到是一种对保守主义颠倒黑白的侮辱。
   这种低级的骗术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共官僚太子党及其地下势力的推波助澜的结果。
   这种低档骗术,也欺骗了中国民运中的不少人。
   而民运中,王军涛和陈子明先生为代表的一翼,受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伪自由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历来被大家认为是比较温和、亲共的一翼。王军涛先生现身说法的演讲,论述中共暴政和二十多年来,他们存在的严重幻想,以及建立在这种幻想上的策略,(包括道路、路线,政策、方法等等),不断地失望、破灭的过程。因此,王军涛先生认识的提高和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宣告了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伪自由主义路线和策略的破产。它的不切实际和错误,得到受其严重影响的当事人的承认。
   我们历来反对此种路线、策略和幻想,提倡转型时期采取理性激进主义策略。包括在太石村事件中,批评郭飞雄先生的幻想和软弱,批评自由主义者的误导,敦促立刻复制村委账册。可惜不为他们所采用,他们几乎到手的胜利,跑了。我们希望其他受到类似影响的人们,也尽快吸取教训,消除影响,觉醒过来。
   1988年,缅甸产生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导致缅甸独裁者纳温的下台。缅甸民主力量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后来,缅甸军事专制独裁者厚颜无耻地拒绝交权,并且血腥屠杀和镇压缅甸民主运动。随后,紧接着,1989年,中国产生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八九民运。这个民运,也被中共独裁者血腥屠杀和镇压。历史会不会重演?中国会不会像上次一样,紧接着缅甸产生一场新的民主运动?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再重蹈八九民运的失败覆辙,我们决不能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民主革命的到来。随时准备奋起抗争,全民抗暴,及至全民起义,以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制度,根除国际专制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中共大本营及总后台。
   附:

王军涛:以“公民抗暴”向中共宣战


   (宋元整理)
   【大纪元9月13日讯】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高峰会期间,王军涛呼吁民众不再被动忍受中共政府暴政,公民抗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
   
   以下是王军涛在九月五日澳州纽省国会大厦演讲节选:
   今天在这里演讲这个题目,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好像不是对公众作这场演讲,是在继续我和一位朋友的对话,这位朋友叫郭飞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维权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一批领军人物,像高智晟先生,大家都知道了,郭飞雄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军人物,今天他还在监狱里,而且在所有这些入狱的维权人士中,他是最坚决,最勇敢的。今天,到底他会被判多少年刑,我们还不知道。
   我今天谈的这个题目,起自与他在去年的对话。在美国的考察中,他给我讲了很多维权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的维权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所以我就很希望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信息,那么我就讲到太石村,郭飞雄先生沉默了一下,问我说,“军涛,你注意到了吗?太石村跟其他底下维权运动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我们没用到暴力,国家动用了暴力,我们没有用暴力。”他说,在底下,只要抗争一起,就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多少人断胳膊断腿,终身残废,要死人的。
   郭飞雄先生说,对于民间运动,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阻力就是,当国家滥用暴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考察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民用枪用炮去对付镇压他们的人,其实这个暴力话题,我们再回避,为什么回避呢,郭飞雄先生当时讲太石村的时候,他特意讲我们是没有暴力的。
   后来郭飞雄先生回国,再次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的政见,但是,他再次被暴力投入监狱,而且在里面受了很多的酷刑。
   这让我再次想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暴力的话题。
   我们这一代人,是非暴力的爱好者,是和平的爱好者,在我们读我们的民族历史的时候,最让我们感到不堪入目的,就是两千年,我们这个民族在暴力的压迫下,血流成河。
   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现代史,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当他们高举改变中国的旗帜的时候,他们总是用暴力去对待他们的上一代,推翻他们上一代,直到到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暴力用到了非常荒唐的一步。所以到八十年代,当我们重新反思这个民族该怎么办的时候,非暴力,对暴力的极度厌恶成为我们一条政治原则。在这条原则下,才有了八十年代以后一波一波运动。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想一想,从魏京生先生到高智晟先生,从郭飞雄到刘晓波,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的主张者,但是他们面对的都是暴力。
   一九八九年,当学生和平走向街头的时候,当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二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北京的市民用和平的方式在半个小时内,把他们全部堵在了城外,这在全世界没有过。
   明明是我们用和平的方式,结果遭到了暴力的镇压。
   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个南非人,我们知道南非当时在争取独立的时候,他们流了很多血,一个事件就是几百人,我问他这样值吗?他说,“如果不这样我们不能表明:我们决不会在一种暴政下生活,不是我们用暴力,是对方用暴力镇压我们,凭什么要指责我们?”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一定知道华盛顿,为什么他们不问问华盛顿,在这五年多的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在这五年中,为什么不走出丛林向英军投降?如果他要做了这一步还有今天的美国吗?”
   当时我就想起来,我在美国跟郭飞雄走这段路的时候,我们都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今天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回避。
   八九年后反思,主流性的民意,对暴力的谴责,对学生的谴责,对八九运动中所谓策略问题的谴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为了回避暴力对政府一让再让,在九十年代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请愿,就是写信,有用吗?
   其实我们今天看看,想一想,现在最大的镇压,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镇压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一九八九年的镇压之后,当中国老百姓非常苦闷的时候,在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够提供正常的医疗保障的时候,老百姓在民间通过各种方式希望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希望对这个世界的现实,哪怕用回避的方式缓解一下,通过自救的方式解决一下健康,最后结果是什么?是更大规模的镇压。
   这不仅是法轮功,你到今天去看一看,只要你敢迈出政府的底线,这个政府的底线还不是什么中央政府的底线,就是地方一个小官僚小警察给你设置的底线,你遭到的就是暴力。
   在九十年代后期,本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政治转型的机会,在全世界,从我们东边的东亚的台湾,南韩,跟我们文化上相近的,台湾还跟我们同文同种,一直到北边跟中国同意识形态同种的,都变了,但是中国没有变,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整个民族麻木到没有人能够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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