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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学者“理论”

   
   

徐水良


   

2007-8-15


   
   
   孙丰兄这两篇评论所批评的理论,包括令人尊敬的学者茅于轼老先生的理论,完全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继承自中国历史上集权专制社会,历史上许多官僚也曾经提倡类似的东西。而在理论上,则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极权专制制度和官僚太子党集团的特点和心声。
   
   在西方民主国家,情况恰恰相反。一般情况,媒体,舆论,政客、知识分子,总是批评甚至痛骂富人,谁也不敢为富人讲话痛骂穷人,否则你这个舆论阵地,你这个政客,就别想别人捧场或投你的票了,别想生存了。而西方,无论富人穷人,对此都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连不少富人也跟着骂富人。为什么,因为穷人是弱势群体,富人是强势群体,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平衡和公正。作为弱势群体,穷人需要媒体来发声;作为强势群体,富人可以以他们的捐款、税收等金钱优势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影响,轻易影响政府和社会的政策,他们与政府高官谈个话,打个电话,就能影响政府决策,较少需要靠媒体来发声来产生影响。
   
   相反,那些无良政客,往往只能暗地帮助富人,口头上总却是骂富人。
   
   既然富人是强势群体,一般不需要别人为他们讲话。而穷人是弱势群体,却需要有人为他们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却要提倡为富人讲话,又自称为穷人办事,这个“为穷人办事”,有几分真实性?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骂富人,在中国,被中国官僚太子党,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称为“仇富”,并且故意误导,大加贬低,说成是中国特点,是西方没有的。但实际上,至少在西方媒体和政界,骂富人是常例,如果这是“仇富”,那么,他们的“仇富”程度,远超过中国。
   
   当然,在人们的内心里,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西方,媒体、舆论、政客骂富人,但多数人内心里并没有多大仇恨,因为富人是合法致富。但在中国,与西方相反,政府、政客、媒体、自由主义学者批判“仇富”,但人们的内心里却非常痛恨富人。像中国这样,官僚太子党富人集团被社会人心痛恨到如此程度,以致必须由学者大力倡导为富人讲话,这恐怕历史上少有。因为这些富人,这些黄世仁,是非法致富。他们依靠他们的特权,通过大抢劫大掠夺,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内,就掠夺了西方富人阶层几百年艰辛奋斗,才能积聚的财富。
   
   茅老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他的几个理论出来,形象大损。我想,茅老受前些年自由主义的狂飙的影响太深了。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仅间接继承了欧洲自由主义自诞生以来作为中间派在左右对立的夹缝中,窘态百出、游移摇摆、虚伪骑墙、坚持缓进、反对激进改革的特点,而且直接继承了美国自由主义者作为左派的左派特点。(我已经写成一个短文《五七年“右派”实际上是左派》,顺便论及这个问题,将发)。可是却没有直接继承美国自由主义者为穷人讲话反对富人的特点。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堕落成为官僚太子党杀贫济富、进行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他们欺骗误导中国人,散布了大量错误信息。他们不顾一切,大力倡导医疗、教育无条件私有化,甚至提倡对全社会的一切财产“全盘私有化”“全方位私有化”,“无条件私有化”,“不顾一切私有化”,迫不及待倡导“私产入宪”为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得到的“私有财产”“合法化”鸣锣开道。此外,加上他们散布的告别革命,不切中国实际盲目推行甘地主义,闭着眼睛不顾中国现实搞“非政治化”,制造对中国民主事业有重大杀伤力的“排郭事件”等等,他们的错误影响,不可忽视,必须继续认真加以清除。
   
   2007-8-15日

此文于2007年08月1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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