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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文化自由、宽容与批判

    文化活动可以说是人的本质性活动,人类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文化观念的创新。文化创新需要自由的环境,而自由的环境,来自于文化宽容,宽容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为文化活动的创造性提供着充分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文化需要宽容。只有文化宽容,才能培育起文化的自由精神;只有文化创造活动自由、自主地发展,才能促使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文化只有宽容,才不会造成民族精神断裂。中国古代文化曾体现了宽容精神,孔子提出的 "仁 "就是 "爱人 ",即主张对人要充满爱心,能爱人才能宽容人;老子认为 " 自然" 即是德;墨子提出" 兼爱" 天下,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爱共融。在春秋时期,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那时各种学说纷呈迭现,各种流派自由发展,诸侯分封割据,各派学者可以自由周游列国,立门招徒,讲学著书,百花齐放。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各门派之间竞相争雄,但却无尊卑之分,无上下之别,诸子百家白由争鸣 ,不受专制社会强制力干预。春秋时期不仅为我们今天留下了极为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我们奠定了十分可贵的学术平等与包容的文化根基。然而,自秦始皇 " 焚书坑儒" ,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文化发展便逐渐失去了平等与宽容的社会环境。
    无独有偶,在古希腊时代,那里有数以百计的城邦,国家政体实行民主城邦制,各城邦也都独立、自主,没有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因而社会没有凌驾于城邦主权之上的最高政治权威。在思想上,古希腊时期也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宗教意识,没有至高无上的神权统治和宗教崇拜,因而各种学术思想和对自然的探求可以在宽容文化环境下多样化的发展起来。只是到了古罗马的铁骑征战时代,由于强权的介入才拦腰斩断了文化自由发展的过程。当时罗马因为军事上的优势,不仅征服了希腊本土,还征服了中东的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这一进程使西方历史开始了一个虽与过去有紧密联系,但又是截然不同的阶段。至此,古希腊的宽容文明犹如中国春秋时代的学术自由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然而,近500 年来,西方基督教从世界上最不宽容的宗教走向现代宽容,这是近现代西方经历了文化批判洗礼和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当代西方基督教文化早已成为一种以自由为动力的宽容文化。无疑,这种文化包含着博爱与平等的各种美好的原则。这些原则便成为了当今西方文化宽容的当然理由。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文化宽容。但中国最缺乏的是近现代用文化批判的梳理,来对文化宽容给出理由。特别是中国现代社会,由"红色记忆"形成意识形态以来,文化专制已经固化成一种国家精神与社会经验,使得任何一种文化创新都需要一个由意志强制力支撑的权威性或者政策性的认可与解读。而所有萌生自草根的文化创作,都必须为主流文化或者主流社会所认可,都一定要经过政治改造,再以"服务文化"的形式接受"红色记忆"的检阅。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毫无自由可言。
   
    所谓文化自由,就是要超越权力意志的束缚,自主地伸延与发展 ;所谓文化宽容,就是社会强制力克制自己干预文化的冲动和行为,为其开垦自由发展的土壤。文化宽容是文化自由的条件;文化自由是文化宽容的表现。社会强制力对文化的宽容还意味着主动容纳文化的异己与另类,并促进自身的文明化发展。文化创造活动只有获得了宽容的外部环境才会富有活力,生生不息。真正独立、自由的文化语话,不论正确与谬误与否,都需要自由的。仅就言论自由而言,它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任何人不得剥夺。除非造谣和污辱诽谤,言论本身不具有强制性,也不会对社会和他人直接产生危害后果。否定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否定了更大多数人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利,这就是文化必须宽容的理由。
   
    人的意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社会在个体思想自由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却受到制度性对待的制约与扭曲。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在总体价值上,一向是以集体、族群或国家为本位,排斥个体意识自由,主张抑制自我、顺从、忍受、约束。这些价值观经过几十代、上百代的传承,已固化成一种国家性的专制文化。然而,眼下,在"红色记忆"污染的现实文化环境中,社会强制力不宽容别人的生活方式、不宽容别人的思维方式、不宽容别人的行为选择、不宽容别人的自由信仰、不宽容别人作为人的权利主张。 " 不宽容" 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意味着灾难:宗教迫害、政治独裁、意识禁锢、思想专制等等。不宽容是对人类理性的蔑视和否定,因而人类的理性必然对" 不宽容" 作出回应,进行文化批判。文化批判必然会产生社会批判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之所以会产生历史进步意义乃至革命意义,关键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在于其社会功能。这就是其社会批判的功能。相应地,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则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而是批判的武器;文化批判构成了社会批判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今日中国,由于缺乏对" 不宽容" 的批判,公众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等社会文化控制机制更加弱化,这必将导致社会强制力的非法妄为。然而对" 不宽容" 的批判,又是以宽容精神为精髓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必须坚持宽容的态度,承认批判对象的反驳权利。批判并不因此而成为宽容的反面,因为" 不宽容" 才是宽容的反面,批判是对否定宽容的否定,是与宽容一致的。因此,对" 不宽容" 的不断批判,就是对宽容的维护。这其实是人类理性使然。在中国,"五四"曾是近代批判运动的开始,那时人们试图以科学和民主为批判的理由,倡导重建中国文化,喊出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这无疑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这种思路与西方现代化的批判思路极为相似,但问题在于那种批判缺乏理性分析的客观与冷静,更多地表现为情感色彩,可谓武断有余,澄清不足。那时的批判者甚至达不到笛卡尔思考"我思故我在"和卢梭聆听自然声音的沉静与清醒。"五四"式的批判,不仅要"打倒孔家店",还要废弃汉字,剿灭中国文化,有人甚至说,"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灭绝!"。那种革命不容改良,创新不容传统的否定思潮,其实已偏离了理性批判的轨道。理性批判,本是再认识的过程,遵循分析思维的"澄清原则",而不是盲目的否定。
   
    文化的发展需要宽容,需要宗教信仰的宽容,需要民主制度的宽容,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理性批判的宽容。因为文化的发展方向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多种合理的可能性都应该有获得发展机会。文化创造者之间要抛弃唯我独尊的偏执,以平等的心态面对所有不同于自己的异见,广泛容纳各种观点,促成不同文化观念的共生共荣。社会文明就是要从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的文化宽容开始。自由是人类精神的本质体现;思想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而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则是通向人类文化自由的必由之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发表的《 2004 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开发计划署亚太地区负责人哈菲茨表示: "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健康、教育、体面的生活水平甚至政治自由,人类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人类必须有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发表文化认同的自由。"
   
    20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领域,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各派系对文化自由与宽容给出的理由已相当充分,对" 不宽容" 的批判也相当彻底。但在中华民族,却历来缺少一场理性批判文化运动的洗礼。今天我们在"红色记忆"如此泛滥的时代,需要我们用崭新的文化批判,来开垦出一片蓝色的天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应当是全新的,它不仅仅应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更应该是全民族的一场意识革命——时代在召唤一场文化自由、宽容与批判的新文明浪潮的洗礼。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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