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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胡温版政改”走向探索

写在前面
    最近俞可平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耀眼文章,在海外引起中共胡温当局会不会推动“政改”,会推动什么样“政改”的争论。大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抒己见,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如果这样的争论能在大陆媒体展开来去,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否定这些争论的武断言论是不可取的。有人因俞文是在中共保守媒体上发表的,所以便拒绝其背景意义。但在本人看来,恰恰正因为它不是在自由平台上推出,才更有意味,更有看点。至于有言论认为中共人才招聘市场上“不存在‘智囊’的位置”,而否定中国那些为执政者提供政策论证与参议脚色的客观存在,也未免太ABC了。在本人看来,能站得住脚的评论文章,必是经过长期观察、缜密思考与充分论证的,特别是应采取事实澄清的客观分析态度,而不是情绪化的武断。在此作者还应强调指出,不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本文所指的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具的“胡温版政改”,偷换成自由主义者期待的那种政改。
    -------------------------------
      不久前,胡锦涛借出访越南之际,对越政治改革做出了高度评价,但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2006年岁末,“胡锦涛文胆” 俞可平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耀眼文章,堂而皇之地在保守的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和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刊发,各网络媒体争相转载。今年元旦伊始,官方主流网络媒体《人民网〈强国论坛〉》,首页热议排行榜再添新彩,突然张出曾被封杀过的2004年10月24日《南风窗》发表任仲夷谈“政治改革需要勇气”的文章,更是极为醒目,似乎有意在为俞可平文章助阵、呼应。在此之前,2006年11月13日 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曾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赞许西方式民主崛起之路,还有年前由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巧借奥运东风推动放宽对外国记者采访限制,以及正在拟议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扩大公民知情权等等,似乎“胡温版政改”已蓄意待发,脚步频频临近。但仍有缺乏战略远见,政治嗅觉迟钝者,面对纷沓而至的信息找不到北。

    其实,自江泽民执政以来,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出发点,忽视“社会正义”,全面继承、看守了邓路线,政治改革上毫无建树,致使经济改革本身业已走向瓶颈状态,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不平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各种社会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由此也导致了中共领导的执政危机。此据《争鸣》月刊记者罗冰报道,胡锦涛在2006年度第12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承认,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沉重压力和冲突: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由此可见,中共即使仅仅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已经到了不政改就无法走出困局的地步;更何况当今中国民间力量持续成长,中产阶级数量与日俱增,民间政改呼声高涨;加之网络时代的资讯革命,已使传统的强权控制,黑箱作业难能维系。这才是迫使中共胡温当局推动政改的大势使然。
    然而,“胡温版的政改”究竟会去向哪里?这给社会舆论留下了不少的想象空间与期许。如果我们留意十六大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系列讲话,包括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上的讲话和四、六中全会的决定,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的民主观或者说这一代领导人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中共高层为此进行过多次理论学习与探讨,逐步认识到民主政治是人类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出来的制度结晶,“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需要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发展。但前提是不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面具。他们坚持中国既不走“苏东波”式的激进民主化的道路,也不走的西方式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民主道路。这就规定了将渐进式展开的“胡温版政改”走向,一定会借鉴西方的政治发展经验,但决不会照搬西方模式。那么,接下来他们将如何推进政改进程呢?
    我们回顾胡温执政以来的一些列动作分析,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难,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然而,他们回应这种前后夹击的策略,就是“思路清晰,走向模糊”,以其不凸现大目标的障眼法,避开对手的锋芒,采取迂回式的由易而难战略,实施政改突围。
    我们从眼下已掌握的信息资料分析,“胡温版政改”的布局与走向大致如下:
    一、以新一轮观念转移为先导,以逐步提高基层选举与扩大党内民主为两翼,实施包抄式地推进。
    1987年6 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到民主时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365 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由此可见,邓小平骨子里并不把真正的民主看作“好东西”,邓氏民主观长期以来桎梏了中共的集体意识与手脚,不再次进行观念更新,冲破邓氏民主观,就无法推动政治改革。最近新闻舆论界一系列频繁动作,无可置疑地就是在推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新一轮观念解放。而眼下已有迹象表明,官方正在逐步探索将“村级直选”推进到乡镇、县市的领导直选。如此同时,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也在呼应党内民主要求,探索基层差额选举,希望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中共17大后,党内民主可望得到进一步发展。事实上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决策层已经展开了以新一轮观念解放为先导的两翼政改包抄战。
    二、从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入手,逐步向“党政分家”的敏感目标靠近。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以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然而“6、4”之后,“党政分开”成为意识形态话题的禁区。在江泽民时代,政治体制改革被偷换成“政企分开”。这就使中国宪法规定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原则徒有虚名。赵紫阳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讲话时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因而衡量“胡温版政改”能不能真正迈开步伐,就是看他们能否从“政企分开”导向“党政分开”。近几年来,官方控制的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放宽对此问题的探讨,不少文章纷纷出台,其中最醒目的一篇是2005年2月13日 发表在《人民网》上“为什么要实行党政分开”的文章。而胡温政改也在迂回前行,静悄悄地从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入手,力图使几经耽搁后的行政条例出台,以此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党政干部单一模式的现状,并在企业管理和其他专业人才管理上引入竞争机制,使传统的“党管干部”一揽子体制率先打开一个缺口。而“党领导一切”的关键就在“党管干部”。胡锦涛在纪念建党82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如何更好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讲话,被解读为下一步探索实行党政分开,分别履行不同职能做铺垫。据悉,党内已有意见提出,要在时机成熟时撤销分管政府工作的书记及一切和政府职能重叠的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委员会,精简党委机关,简化党委职能,免除党委宣传部门对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监督、检查、处罚、查封等以党代政职能。当然要做到这一步还是很难的。
    三、强化议会权力职能,推动司法相对独立。
    在中共17大后,政改会逐步深入,他们在借鉴但不照搬西方议会经验的前提下,还会在保持人大和政协组织形式不变,推动人大、政协机关的实质功能转变。近些年来,他们在此方面已做出了不少的论证、调研,甚至不动声色地派员外出考察、学习,旨在使人大能享有真正的立法权(制定、修改与解释法律的权力)、决定权(决定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重大社会事务的权力)、监督权(评议、质询和弹劾行政官员的权力);同时要使政协组织成为各党派、利益集团和不同社会领域的精英代表进行对话协商、参与论证决策,提供指导性、咨询性意见和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威机关,而不是形式上的“政治花瓶”。也就是说,它应是实质上享有参议权、指导权与民主监督权的议会组织。
    在我国现行权力框架中,司法权不仅在组织上受党的领导,而且在财产上、人事上受政府控制,形成“大政府、小司法”格局,因而也就必然导致“权大于法”的政治局面和司法腐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胡温政改会在司法“制度安排”上重新研究当年赵紫阳主张的“大司法”模式,即建立与行政权平衡的大司法部,统豁全国司法行政,在组织上、人事上、财产上,割断与党和政府的直接关系。这些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所以一定会放在后面进行。
    四、新闻媒体有限开放,降低民间组织准入门槛,发展公民社会。
    近些年来,官方媒体已经开始接纳一些大胆、泼辣的政改文章的出现,最近从《大国崛起》,到“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及放宽对外国记者采访限制,和正在拟议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扩大公民知情权等等都是例证。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蔡武在元月4日由对外表示,如果新的海外传媒在华采访规定能够为中国与海外传媒提供益处以及发展空间,并且帮助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沟通,他相信届时也不需要改变新的采访规定。国务院新闻办的另一位官员王国庆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要从管制传媒改成服务新闻媒体。如果他们能真这样做,那将是中国新闻媒体改革迈出的一大步。为此,他们还会对媒体多元化和政府管理体制与党权检查制度进行渐进性的改革,以适应新闻媒体有限开放的需要。
    在当今中国,民间组织的自发产生一直引起广泛的争论。民间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被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推动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动力;民间组织的缺乏,则被看作是中国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近几年来,中国民间组织已有所增长。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间组织,并无定论。据民政部的统计,到2005年3月,全国正式登记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约28万,但实际存在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一些学者估计至少在200万个以上,有的估计甚至高达800万。去年中共体制内的有关专家与学者,静悄悄地聚会于不为人们注目的边远城市──兰州,举行旨在“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专题研讨会。 如今胡温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中国之所以矛盾尖锐,难以排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现行国家结构中,只有政府与公民两端,而“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还很有限。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与公民的直接矛盾与冲突,而没有缓冲领域。因而,执政者果真要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推进降低民间组织准入门槛,推动公民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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