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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邓小平“一国两制”紧箍咒——写在香港回归10周年

    就在香港回归10周年临近之际,香港“一国两制”纷争再次成为国际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经历了中共人大三次释法风波后,香港人惊呼中共释法破坏香港法治。眼下,大陆与香港在普选、行政立法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磨擦不断、冲突不止。中共深感基本法在香港的普及与理解都发生了问题,因而今年6月成了北京和香港两地举办多场有关基本法研讨会的“基本法月”,由此也导致了香港最新一轮对基本法理解的争议。特别是6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基本法》实施10週年座谈会上声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於中央的授权,即“权在中央,香港没有剩余权力”。吴邦国为此还引述已故中共“太上皇”邓小平给香港留下的紧箍咒: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完全西化,搞三权分立、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判断是否民主。
    邓小平套在“一国两制”上紧箍咒,是他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出的“圣旨”。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还十分蔑视“普选制度”说:“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众所周知,邓的所谓“爱国”观念,就是爱中共的领导。
   
    邓小平还就外界和香港人敏感的中共“干预香港事务”问题特别强调:“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他说,“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时,北京过问不过问呢?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们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他还说,“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可。”为此,邓小平指示要在起草基本法时,套上这个紧箍咒。
    其实,吴邦国的上述言论,就是在念这个“邓大人”的紧箍咒。北京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对香港权力运作“非干预不可”,就是要牵制香港政制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吴邦国的此番“权在中央,香港没有剩余权力”言论,尤如重磅炸弹,立即引发了香港政坛的极大震荡,导致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大大下跌。此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上个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比例下滑了8个百分点;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比4月份的调查结果下跌5个百分点。基本法前草委、民主党李柱铭表示,吴邦国以至多名香港亲政府人士,近日发表“行政主导”、“权在中央”等言论,恐怕是人大常委会再次释法的前奏。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保证,上任后5年内要解决香港的普选问题。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的策略发展委员会一直在收集社会各界方案,今年稍后会推出政制发展绿皮书,向中央提交香港的主流普选方案供北京参考。民主派普遍认为,中央这次是有意“明示”香港的政改方案不能“太出格”。为此,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将在7月1号借中共领导人来港庆典之际,再次举办七一大游行,表达抗议之声。 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说:“让他们想清楚我们权力的来源是来自我们自己还是中央政府。我虽然很反对他们的言论,不过我要多谢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做多方面的思考。我相信香港市民会知道我们自己权利的来源来自那里,然后会珍惜我们的机会,在7月1号上街游行。”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最大的民间社团,参与的民间团体将近50个。此前香港七一大游行最著名的两次分别发生于:2003年以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和2004年为“争取07、08普选”游行。主办单位估计,那两次的游行人数都超过50万。此次大游行前,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和末代港督彭定康,都要求放行香港民主,实施普选。 陈方安生还在电台节目“香港家书”中表示,履行基本法是对香港市民的民主普选承诺,是香港社会未来要达到的重要里程碑;落实普选是确保香港良好管治的长久之计。

    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创举和伟大的业绩,而忽视了潜藏于这一“创举”深层上的悲哀、无奈和危机。中国大陆用暴力推行的是社会主义,香港收回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辖下的一部分,按照中共的一贯政策,本应对资本主义的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发端于一个半世纪以前,旨在统一世界的那个欧洲的“幽灵”转换成社会主义阵营后,要埋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部资本主义制度,但到头来却连“共产主义”内部阵营的统一都维护不了便分崩离析了。今日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与人民都唾弃社会主义。当邓小平要收回香港时,社会主义却已经“阳痿”了。也许大多数港人并不希望中国分裂,但无可置疑,他们是决不能容忍统一于“四个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一国两制”的提出,实在是邓小平的无奈、中国共产党的无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奈。今日连共产党人自己心里都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是无法统一中国的。我曾在香港回归时撰写的《“一国两制”的悲哀》一文中写道:“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两种制度?为什么不能哪种制度好就统一于哪种制度下?两种制度又算什么统一?‘一国两制’这种画饼充饥性的‘统一’,难道不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和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吗?”
    其实,老谋深算的邓小平早就预料到隐藏于“一国两制”背后必将到来的危机,因此他才会未雨绸缪,留下“非干预不可”的紧箍咒。然而也正是他的这个紧箍咒,不仅泄露了这个“伟大创举”的破绽,也为“一国两制”最终是行不通的留下了现成的注脚。邓小平不仅要给“一国两制”套上紧箍咒,还要以军队驻守为潜台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此据张浚生回忆说:1983年5月,香港一些传媒记者人大开会的时候,找上一位领导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正好那时候邓小平接见香港代表团,当记者要退场的时候,邓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由此可见,邓在党内是多么粗野、霸道,一切都要凌驾于别人之上。1984年4月,邓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更是不故香港人反对,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御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曾记否,2003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有50万人走上香港街头举行反对反颠覆立法的和平抗议,因该项立法侵蚀新闻、宗教和集会的自由。那次示威活动导致了该项法案的推迟和其最终的撤销。应对此负责的保安局长也被迫辞职。但这场示威触及了邓小平设定的底线,引发了中国对香港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共便采取了从间接干预到直接干预的方式转变,目的不过是让香港人民知道权力到底在谁手里。于是,2004年4月26日,中国宣布了香港不会在2007年实现民主的单方面决定,并且没有说明香港何时实现民主。而今,吴邦国再念邓小平的紧箍咒,不过是对香港事务的又一次“非干预不可”的体现。由此看来,香港哪里有什么“两制”?分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母体里孕育出的一个怪胎。
    (首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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