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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少年往事见证中国——对“红色记忆”再反思

   
    还在孩提时代,我就被一桩今天看来难以启齿的往事,深深扭曲了人性,以至于刻骨铭心至今。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于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红色记忆”时代,到处燃烧着“阶级斗争”的激情火焰。那时我小学未毕业,便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了。但当时意识形态到处都在制造“阶级敌人”,电影、报刊,甚至老师的教案里都潜伏着“美蒋特务”。学校的所谓复课,连英语都学“打倒帝、修、反”类的口号,而语文课干脆就赤裸裸地教学生当“儿童团”,拿红缨枪,说“不许动!”。那种“红色记忆”的强制灌输,对每一个中国少年心灵的毒害可谓是终生的。我想胡锦涛和温家宝也是这样的学校培养出的。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无聊地闲游,在一条僻静的街巷,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他手里拿着一盒扁装罐头,走几步便停下来,用石头敲打……我们这些“红色记忆”灌输出的一代少年,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霍然崩紧了。
    有位同学说:“他手里拿的是发报机吧?”这话挑起了大家梦想过把子“儿童团”的瘾。我们几个一路跟踪、尾随他走过了好几条街道。他走进一条无人小巷里,躲在墙角上,开始用耳朵奇怪地敲打听那盒罐头。他的这一举动,似乎证实了那位同学的猜疑。当时,我们互递了个眼神儿,一拥而上,夺下那人的罐头,七手八脚地把他揪回了学校,向老师报“功”。但谁知老师听了我们的回报,看了看那中年男人,紧皱眉头,深深叹了口气后,便放那人走了。

    老师显然有些尴尬,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小脑瓜里都塞满了什么?”。这时老师告诉我们,50年代那人正是该校的音乐老师,57年因多说了话被打成“右派”,妻子带着仅有两岁的女儿与他“划清了界线”,他因受到重大刺激,便精神失常了。老师当时虽不敢表示同情,但却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他是精神失常者,而不是什么美蒋特务的理由。同学们听后极为沮丧,但在我的内心里却充满了自责,因我的父亲也是那时被打成右派的。
    共产党本受孕于马列主义,天生就具有敌对意识,在历史上就是做为资本经济世界性扩张的反题,而从事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并通过夺取政权来改变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政党。 共产党的这种先天性,决定了它一定会借助于各种运动来激化阶级矛盾、制造革命对象。今天中共刻意强调的所谓“红色记忆”,就是不断的要制造出“敌人”,与其长期斗争的记忆,并且要通过“红色记忆”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在中共反右、文革的那个年代,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惧、痛苦的岁月里,随时都可能陷于个人命运的灾祸和家庭分崩离析的深渊里。文革时我家也被查抄,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哥最早被单位“群众专政”,而他的“罪名”竟是爱好养花、字画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天他被单位红卫兵押走,接着便被戴了大纸帽子,胸前挂着字画,身后拉着一地排车盆栽花,到处游街示众。如此荒唐的“群众专政”,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革命”对于人性的威胁,和红色政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所以我当时因误抓了一个被迫害成精神病的右派深深自责,不仅来自于社会感受,更来自于家庭背景。幸运的是,我比同龄孩子更早地开始了对“红色记忆”的反思。
    也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国十多岁的孩子梦想拿红樱枪,抓特务,当“儿童团”时,美国人比尔•盖茨也十多岁,却编写了计算机软件程序,但仅是为了玩三连棋。当他那时已经意识到计算机“将会改变我们和整个世界”时,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却要勒紧腰带,发动“革命”。在国内,人整人,同室操戈,父子反目;在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大谈特谈要“准备打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甚至帮人打仗,“输出革命”。
    当时,中共闭门锁国,“教导”百姓说: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但当民众发现自己还填不饱肚皮时,西方国家的多数人已进入了中产阶级;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借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之上,中国的“八、一式”父辈们,却还在借“红色记忆”教他们的子孙们玩玩具枪,用柔嫩的童声学说“不许动”。中国的政治家、教授、将军、士兵及那些新老左派们,是否也反思过这简单、直观的事实背后所隐喻的深刻哲理?要知道未来的竞争是在全世界所有“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进行的。“枪杆子里”诞生不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连年军费两位数的高增长,不是决定在当代文明秩序中进行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因素。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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