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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揭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从《米高扬秘密报告》谈起

   
    随着中共“17大”召开在即,重新认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个涉及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理论界,乃至公民参政、议政的中心话题。老牌右派人士储安平先生,曾在50年代就扬起了挞伐“党天下”的长鞭。但半个世纪以来,自我神化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淩驾于社会一切权力之上的同时,
   从未承认过中国推行的是“一党天下”政治制度,而以所谓“多党合作,共同监督”来加以掩饰。由此也就制造出一种世所垢病的“中国特色”政治悖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
    中共早期创建人之一李大钊指出: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代替,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更是一针见血地说: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由此“以共产
   党代替所有政党”的意图,就此揭开了中共暴力革命完成后的“一党天下”政治面目。中共的这一“以共产党代替所有政党”的政治面目,令人不禁想起近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米高扬秘密扬报告》有关斯大林与毛泽东涉及中共政党制度的对话。

    这份报告是1995年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
   上发表《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一文披露的。米高扬不仅是前苏联资深布尔什维克,且是跨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曾经专门负责过对华事务。中共建制前,斯大林曾亲自委派米高扬于1949年1月秘密访问中共领袖所在地——西柏坡。在会客室,面对中共五大书记,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74页。)所谓《米高扬秘密报告》,是指米高扬在1960年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汇报了他在1949年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共领袖会谈的相关情况。这篇文章提到米高扬报告中关于1947年11月30日 ,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的一段话:“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然而,斯大林却在1948年4月20日回毛泽东的电时对此加以反对。斯大林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斯大林对毛的指令,并不含有实行多党制的意思。因为斯大林的骨子里认为:毛式革命不过是农民革命;中共不过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党。毛当时迫于斯大林的权威,只好接受。米高扬对此评论说:“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于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便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
   纲领》,已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可见,这种“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来源上就是斯大林主义的。
    米高扬披露毛泽东这封致斯大林的电报表明,中共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一直就是“一党坐天下”。李锐先生曾透露,他在延安曾亲耳聆听毛泽东说过,革命成功后,民主党派
   就要成为革命对象,其理由就是苏联、南斯拉夫革命成功后,都实行的是一党制。 这便是斯大林死后,毛曾多次批评他对中国革命“出过错误的主意”的原因之一。朱正在叙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书中说:“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件事推迟。”作者由此推论,现在到了1957年,不但完成了土改,还实现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到了可让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可见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8页。)这就是说,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要让民主党派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这个思想一以贯之,绝非偶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文革时期,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无一例外地都靠边站了,其领导人也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邓小平主政后,比毛更虚伪。他说:“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它党,是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邓选》231页)) 由此可见,服从于中共一党领导,是中国大陆八大“民主党派”的最基本政治使命。1989年初,邓小平亲自批示,成立专门小组,拟定确定方案。同年12月,正式颁布了《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政治悖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最终完成。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所谓八大“民主党派”,不过是中共装点“一党天下”门面
   的八个政治花瓶;是衬托中共一花独艳的八片绿叶。因而人们不难看到,每当共产党作决定、下指示时,各“民主党派”便众口一辞,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现实喜剧。无论中共跨过鸭绿江、抗美援越、支援波尔布特、武力恫吓台湾,还是“阳谋”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乃至镇压法论功等,八大“民主党派”从未敢说一个“不”字,反而不遗余力地始终维护着共产党“一贯是正确”、“一贯代表人民”的政治神话。
    政党伴随着近代民主政治实践,作为封建君主制的对立物而产生。他是社会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标志。政党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组织起来,反映其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利益。政党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并通过选举赢得议会席位和控制政府来行使行政权利,其确立和发展已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条件。政党制度的内容包括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政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自身的运转方式,以及执政后行
   使政权的方式、方法、规则和程序等等。 政党是现代社会进行政治竞争、从事社会活动的利益集团;是社会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与利益的人相互集结的一种组织形式。现实社会不存在没有利益的竞争,政党竞争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同利益则通是过政党聚合竞争的。竞争关系到政党能否执政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的过程,关系到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关系到政党本身的存亡。
   在正常的民主政治制度中,执政党的资格与能力就在于具有维持政治体制存在并使之正常运转。现实政治中,由于不同政党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总是试图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左右政府政策与方向。任何所谓“全民党”与“代表全体人民”、“公天下”等等说辞,向来都是伪命题。任何人都有权组党、参党。任何政党都是一部份人的组织。人与人是平等的,因而也就决定了政党与政党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任何政党都没有特权,都不应被神化。又由于人与人的认识、利益与愿望总是不断变化的和千差万别的,因而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贯代表全体民意。所谓人民“一贯拥护”或“一致拥护”,是当代中国最典型的政治造假。今日中国最大的政治迷信,就是“党迷信”,即党可以一贯代表人民,“伟大、光荣、正确”,享有不容质疑的绝对领导权。
    由于政党只是一部份人基于自己的信仰、政治见解和利益的组织,因此不同的政党,就有不同的信仰、政见和利益;而不同的信仰、政见或利益之间是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如果一种信仰、一种政治主张、一种利益,能领导另一种信仰、主张或利益,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多种信仰、利益与政见的自由。既然政党间是合作的平等关系,就不会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从属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基督教,那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所能领导的只能是他的下属组织及其党员。而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岂不是在画一个“圆形方块”。从形式逻辑推论,如果圆真则方假;如果方真则
   圆假。两者不能同真。由此可知,所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过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悖论。而那些一党领导下唯命是从的所谓“民主党派”,不过是党的属部而已。
    现实中国大陆是一个中共“党天下”的党意志社会。所谓党意志社会,就是以党的意志强制只服从自然律和自由本性的自然人,服从主义设定的目的性与政治制度。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党意志无所不在地干预、侵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侵蚀着自然人的
   生存天性。
    《联合早报》曾有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发表文章指出,现在实行的明明是一党专政的制度,但硬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既得了一党专政之实,又得了多党制之名,手段不可谓不高。但是,文章说,不管手段有多高,正如共产
   党常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真相瞒不过国民,也瞒不过其他国家的人民。
    国家政党受到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环境的影响,甚至根据国际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一国政党制度也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转化。知识经济推动政治世界化和文化全球融合的进一步加速,使人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追求越来越成熟。社会主义脱离实际的政治理想,同人类共同理性的发展越来越不能兼容,需要全新的文明理念为指
   导,建立全新的社会政治管理组织模式。后对抗时代的中国,伴随着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频频撞击,曾其受命于斯大林,且无法自圆其说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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