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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军方发起反“三化”新围剿——透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违宪本质

   
    此据中新网4月17日电,中国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撰文,高调强化军魂意识,声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文章指出,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解放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根本前提,是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根本要求。不断强化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是解放军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该文已为国内多家网络媒体所转载,不少军人、左派跟贴声援,由此发起了中国军方反“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三化”新围剿。
    以上红色将军赵可铭的反“三化”攻势,再次透示出中共17大召开之前,党内、军内关于涉及今后改革方向的建军政治路线之争。据中新社北京2006年12月15日消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张贡献坡也曾颇有针对性地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政治原则,不允许其他党派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而《解放军报》日前也发表过由现任国防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正师职研究员卢冀宁执笔的《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军队党委工作的根本要求 》文章。声称: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等“反动”思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则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章 推进军队党的建设”为题,撰文刊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2006年第9期上。李继耐在文章中首先写道:“学习贯彻党章,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 这一系列文章透露出,近年来军队内部“三化”声音高涨,导致中共军届高层惶恐不安,不惜重拳连连出击。例如:2005年08月17日公布的中共军队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也即 “新30条”。 该“补充规定”禁止军内日趋突出的下列活动: 私自参加团体组织,参与宗教活动,如基督教和法轮功活动;私藏、传播有所谓严重问题的政治资讯;发表反对党绝对领导的文章和讲话,要求“军队国家化”;参加社会上的游行示威,串联上访等等。这些禁止性的规定,再明白不过地证明了军内并非铁板一块,军人要求“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的倾向,已伴随着社会民主化呼声的高涨,也在军内暗潮汹涌。
    然而,就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政治时期,中国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再次为围剿“军队国家化”摇旗呐喊,其言论不仅在政治意义上说是反民主的,而且从法理层面说看,也是违背国家宪法的。
    首先从政治意义上分析,周恩来就曾表示过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这已为史料所证实。如果要讨伐“军队国家化”是“错误政治观点”(“反动观点”),当首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表态。记得早在1945年9月,中国国民党政府首次宣示军队国家化。紧接着于10月10日,它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双十会谈纪要。12项的协议之一就是第9项的军队国家化。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到会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会议基本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当时的三种政治势力虽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却一致主张“军队国家化”。由此可见,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会议几经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根本性原则。但中共在建立了全国政权后,却背离民意,拒绝还军于国,视纳税人供养的军队为一党的军队,今天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动摇。究竟是谁在逆历史潮流,反社会民主、文明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心声而动。

    再从法律角度上看,中共建制之初,中央政府曾设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时规定“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是国务院的职能。这些宪制规定,至少在法理上反映了50年代军队国家化的雏形。但后来随着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和“一党天下”的专制主义推行,越来越视军队为他所领导的党私产,导致军队国家化进程的终结。到了十年文革时期,毛泽东“和尚打伞”,以言代法,不仅取消了国防委员会,甚至随意在宪法里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的荒唐规定,使国家军队的性质,倒退到党领袖麾下的皇家御林军性质。从此否定了国务院管理军队和国防的职能。“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论调,只有在那个非法历史状态下才符合逻辑。
    在后文革时代,中国社会开始了非毛运动。1982年国家通过修改宪法,重新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的条款。新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九十四条规定: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国务院也增设了“领导与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的职能。修改后的宪法,至少从法理上看,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归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而国务院则拥有军事国防的具体领导与管理权。党领导军队已经从宪法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军队更是毫无宪法依据。新宪法第五条第五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章不是法律,党章规定只对党员有效。党章岂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因此我不能不说,那些声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红色将军们,应当先学点宪法常识再发表高论,否则党领袖们的“依法治国”云云,岂不是又被“和尚打伞”所嘲弄?
    今天中共现役军人共2300000,是当今数目最多的军队。这个军队是由全体中国人民的纳税钱供养的,而不是哪个政党供养的。所以军队必须立命国家,维护缰土,严守政治中立,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操纵,不介入意识形态和派别斗争。当今时代,军队国家化已是文明国际社会的通则,民主国家无不如此。甚至连印度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军队也不从属任何政党。印度是中国的近邻,其军队国家化对大陆颇具借鉴意义。依据印度宪法规定:印度三军是分立的,总统同时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内阁国防委员会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总理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三军统一作战指挥权一律归内阁总理通掌,由总理通过内阁秘书处与国防部行使,只有到战时的特殊时期,则通过授权给军种参谋长来实施统一指挥。印度宪法规定:内阁国防部长是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军队的日常行政事务。印度军队不受意识形态左右,在政治上保持价值中立,也不介于任何政治纷争。相比之下,中国军队性质则落后了许多。
   
    西方学者依据军队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功用,将军队区分为三种类型:西方民主国家的专业型军队、第三世界国家权力型军队与共产国家的革命型军队。西方民主国家专业性的军队的主要特征是其基本职能在保卫国家的安全,军队隶属国家,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控制与操纵。军队在军事事务上享有最高程度的自主权,但是在政治上保持立场中立,不参与任何政党的活动。第三世界权力型军队的职能除了维护国家安全之外,还必须承担直接管理国家与维护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在社会处于不稳定的情况,军队要发挥协助治安的职能。共产党国家革命型军队的职能则除了要保卫国家安全之外,更重要得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因此军队必须由党指挥与控制。所以革命型的军队不仅没有民主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军队的独立性,反而完全为一党所握控,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这是当今国际社会最落后的军队类型。
    中国今后要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军队国家化,走文人治军,和平发展的道路。因而中国有必要推行国防首长由文人担任,军事首脑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当前应特别警惕那些煽动反民主化情绪的野心家们,在“爱国主义”的政治掩护下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发展军事力量,走危害民族利益的道路,坚决停止军备竞赛,以树立民主人权的新安全观)。在中国要推行军队国家化,首先是变党拥有枪、指挥枪,为人民拥有枪、指挥枪,撤消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归根结底一句话,也就是“军队归国家”,把军队的领导权交给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如果中国的军队不能国家化,仍受一党一派控制,服务于意识形态,不仅难保国家从根本上稳定,对世界和平也构成隐患。由此可见,有必要对赵可铭反“三化”的违宪言论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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