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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从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谈起——盘点世界民主化进程

郎咸平教授曾明确反对在中国发展民主,他在清华大学对学生演讲时说:“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他完全无视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民主价值的普世性,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如果按此教授地说法,世界民主化的潮流早就该休矣。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并发展的当代世界民主潮流,正在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民主执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在这一世界性民主潮流浩荡前行的过程中,一种源自希腊文明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理念,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深影响和重塑着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具有全球大众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安排的共同向往。
      回首历史,民主如果没有它自身的合理性,怎么可能在历经曲折与磨难之后,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了民主现代化的转移,而且不少原本落后的国家,也在“痛苦的现代化”中,将作为舶来品的民主移植到了自己的社会。今天,不少落后国家暴力价值观的终结和专制权力话语的分崩离析已成为现实。曾几何时,人们在中世纪里匍匐在从自己精神中异化出的上帝面前,如此虔诚地接受奴役,而在“上帝死了”的后现代语话中,“偶像的黄昏”与“专权的威势”都已日薄西山,民主的认同正成为了一种时代性的发生。
   
    一、“ 发展中国家是否也能实现民主?”

    当西方发达国家实现民主化之后,一个命题出现了:“ 发展中国家是否也能实现民主?”这也就是说,现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转移到非发达国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生活方式?对此,许多政治学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执政者们一度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这种怀疑或否定在当时并非是毫无理由的。早在60~70年代,那些专制主义政权显得简单、稳定、有效率和强有力,因而还有发展;相反,大批新建立起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却显得动乱、无序,充满危机,于是又纷纷向独裁政体滑变,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正是在这种情势的影响下,人们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是否适合持有悲观主义的看法。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威权主义”思潮得以流行的所以然。威权主义的根本主张是,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缓行民主与自由,而且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反对权力分散,反对代议民主。
    然而,世界性的民主化脚步经历了艰难与蹉跎之后,以一种积蓄已久的爆发力,从欧洲南端突起,相继荡平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堡垒。接着这一巨大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拉丁美洲各国,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的文人政府。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又带动了东亚和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同样洗礼了“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在这个时期,民主化潮流也回荡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冲击着“中东-伊斯兰教”地区。除了以上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把这次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认为,从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进入20世纪末期,又有10多个的国家完成或开始了向民主的转变。正如L •达尔蒙德和M •波莱特耐尔所说:“当未来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时,他们可能把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视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乐观主义者的结论是: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20世纪是民主的世纪”。这场民主化潮流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形成更明确、更有根据的认识,那就是科学的社会管理,是不能拒绝“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
    早在7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暂时效应,或属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虽然民主移植而来后,本体文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起排斥作用的抗体。以伊朗为例,一场人民的“白色革命”摧毁了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主动退回了中世纪。最终没有选择民主,而选择了填补意识空虚的狂热宗教。这种没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难以健康地运作。而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形势却完全不一样,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受了“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普世价值观,重新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大多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完成的,很少暴力和流血,因此民主制度建立后,也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和暴力的抵制,基本没有反复。这就是说,民主制度的运行,完全可以在不同发展状态与文化中成长起来,使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这些国家多数国民所认同。
   
    20世纪后期随着全斗焕、皮诺切特的受审,米洛舍维奇的倒台,萨达姆政权走向末路,民主已经召唤起世界性的热情。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非洲博茨瓦纳,已成为不同文化中移植民主成功的典范。而韩国在独裁军人政府的朴正熙及全斗焕时代,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的同时,其独裁道路也为自己挖掘好了坟墓,于是朴正熙被暗杀,全斗焕下台以谢国人。在台湾也是这样,蒋氏独裁统治也发展了经济,但在政治上却走向了困局。80年代,台湾创造了亚洲的又一个经济奇迹,成为四小龙之一。90年代,台湾民主发展的成就是世界上独裁迈向民主的又一个楷模。这两种成就是台湾最值得骄傲之处。当1971年,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面对外交上的失败,国民党实行改革,以巩固人心。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提出“革新保台”主张,并以处变不惊、庄敬自强,呼吁台湾民众共渡难关,开始重用台籍精英,如:李登辉、连战、吴伯雄、林洋港等。直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开创了台湾革新图治的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到1990年,经由国民大会选举,李登辉与李元簇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副总统。这年3月,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前后10多天,提出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拟定政治经济改革时间表,史称“台湾三月学生运动”。
    李登辉当选总统后召开国是会议,达成1991年底资深中央民代完全退职,国大代表和立委全面改选、总统及省市长民选等各项共识,这标志着台湾民主改革的里程碑成果。从1991年到2000年,台湾经过六次修宪,进一步加速了民主发展的脚步。由此可见,李登辉回应世界民主化浪潮,比蒋经国又积极了许多:运筹帷幄,主动出牌,推动变革。台湾的民主发展到了阿扁赢得大选,代表民主政权时,一样验证了中华文化会接纳民主制度。而苏东波系列变革的蓝本,更是最好的“红色记忆”为蓝色文明吞没的现实解读。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也发生了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从民主墙到合肥科技大学学潮,再到“6、4事件”。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从方方面面一再证实:中国没有理由再拒绝民主。时代到了21世纪,甚至连阿富汗那样的落后国家,都赢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自由大选。近两年来,独联体国家又“三级跳”似的发生了“颜色革命”,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真理。
   
      二、世界民主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谓“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为向民主的过渡和民主化改革在若干国家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的互动效应。这种效应表现为:率先民主化的国家产生的一种示范意义,为其它国家纷纷摹仿。若干国家相似的进程产生连锁反应,它们交叉影响,互为联动,从而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回音共振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成熟的国家,这种“多米诺骨牌”似的效应,减少了各国内部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对于民主条件尚不够成熟的国家,国际性的回音共振往往是启动民主进程的最初动力。民主的示范意义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如葡萄牙对南欧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对其前殖民地拉美地区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转变令人信服地说明,伊比利亚文化并非天生不变地是反民主的。在拉美国家内部,互动效应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在亚洲,1986年2月马克斯的垮台,引起了亚洲其它国家专制主义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的焦虑和希望。特别对韩国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在黑非洲,“多米诺骨牌”效应又使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再如波兰,1989年8月将铁板一块的斯大林模式冲开第一道缺口后,社会主义的堤坝开始迅速坍塌,各国的民主化接踵而至。匈牙利是9月,东德是10月,捷克和保加利亚在11月,罗马尼亚在12月。甚至在阿尔巴尼亚那样根本不具备实现民主条件的国家,民主化浪峰所至,社会主义政权也已土崩瓦解。世界民主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还产生了加速化的作用,先行者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后来效法者那里会以高效率避免曲折的方式重演。例如,在波兰,其民主化过程花了10年,匈牙利是10个月,东德是10周,捷克却仅有10天,而罗马尼亚则竟是10个小时。进入21世纪的近两年来,独联体国家发生拨正民主航船的“颜色革命”,更据多米诺骨牌效应。2003年11月22日下午,当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在新议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遭到反对派“逼宫”,28小时后,谢氏宣布辞职,萨卡什维利在随后的大选中当选为格新总统。由于萨氏冲入议会大厅时手举玫瑰,所以该事件被称为“玫瑰革命”。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进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尤先科顺利当选。尤先科的支持者都以橙色标识参加活动,所以该事件被称为“橙色革命”或“栗子花革命”。2005年3月24日,阿卡耶夫总统被迫逃离祖国吉尔吉斯斯坦,同年3月28日,吉新议会举行会议选举巴吉耶夫为新总理。因为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发生革命的时间正好是迎春花开的季节,所以吉的变革被称作“黄色革命”,也叫“柠檬色革命”。
    21世纪的今天, 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全球发展民主的政治氛围。这种氛围对于未来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是非常适宜的,而专制主义政权的维持将日益困难,违背时代潮流的非民主行为将面临前所未所的形势压力。例如,非洲国家塞拉利昂曾发生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但是,国际社会施加了强大压力迫使军政府交出政权,西非国家甚至联合起来直接进行干预,强行推翻军人政权,将民选总统迎接回国。这个事件,比较一下60-70年代国际社会通常会承认军事政变的既成事实的做法来看,我们更深刻的敏悟到时代性的进步。今日台湾的民主选举,正在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走向发挥着巨大的、深刻的示范、影响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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