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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人权是国家存在的基石——纪念“12、10”国际人权日而作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权概念的是意大利诗人和思想家但丁。他指出:“人类的目的是要建立统一的世界帝国来实现普天下的幸福,而帝国的基石就是人权” 。在当代,引起广泛影响的人权著作是1986年出版的英国学者米尔恩所著的《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一书。 米尔恩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我的中心命题是,人权这一观念要既易于理解又经得起推敲,它就只能是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观念。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证实这一命题。” 米尔恩的结论是,当今的人权概念是被理解为一项最低标准,即普遍道德标准要求人们承认的那些权利。
    我们今天的人权定义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定义泛指人的一切权力,世界各国都是在广义范围内普遍性的研究阐述人权意义的。狭义的人权定义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自由选择权。 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因而不受外在条件的制约和限制。人权,不仅包括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还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应享有的自由选择权。
    人权概念,本来自于西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文明。当时一批思想家就已开始了提倡人类自由与平等。最早使用人权字眼的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认为,根据自然法则,奴隶和自由民的身份本是一样的,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社会制度和域邦法律造成的 。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后为斯多葛学派发扬光大。他们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是统一的世界国家的公民,大家都是同胞。这也就是中国的“民胞物与”的观点。许多西方学者都视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为“胸怀全球的人道主义”,并把它看作人权理论的思想渊源。但这种朴素的平等、自由观念还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
    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到人类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基于“类”这一身份而享有权利时,才会有人的同等权利意识的产生。在但丁提出“帝国的基石是人权”观念之后,欧洲的宗教改革曾为人权理论诞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而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却是打着复兴古文化之名,在观念上开始质疑最高统治者的“神”,把“神”一下子从祭坛上拉下来,人权理论开始形成。于是“神的使者”,被丑化成出卖耶酥的犹大。“神”不再是仰视的主宰,“人”不再渺小成动物。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家们,高举人性的旗帜来批判神,这种批判导致了400年之后的尼采宣告了“上帝死了!”。在这400年里,从神的语境到人的语境的转换中,神权与人权一直在斗争,最终是人权的旗帜高扬起来了。以1776年美国《人权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为标志,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终于得以确立。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将人权从西方国家的观念范畴扩展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之后又有“联合国人权公约”生效。如今人权已成为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普世价值观。今日世界,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人类自我分裂、相互对抗的旧文明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也使传统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受到挑战。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念-——人类“类”化意识,正作为一种全球化过程的哲学命题,在主权淡化、国界开放时代凸现出来。人类开始在21世纪的新文明起跑线上,超越党派分野,阶级阵线,民族自守与国家对立,以“类”的概念及话语体系来调整思维,反省历史,批判现实和创造未来。

    然而,在人类推进人权价值普世化过程中,人权始终受制于主权、官权与特权这三种权力意识与现实的干扰与抵制,导致今天人们认识观念上的冲突。而到目前为止,世界人权理论尚未对此做出全面、系统的研究与阐述。为此,本文的意义就在于从揭示人权与主权、官权、特权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廓清人权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以推进人权普世价值观的发展。
    一、人权与主权
    伴随着人权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历程,在理论上一直陷于人权与主权的谁高的观念冲突中。人权与主权是国际人权法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对于这两个概念人们的解释不尽相同;特别是关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国际上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论。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权的一个障碍,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必须限制主权。甚至有学者主张,组成“世界议会”通过立法,建立“世界政府”保护人权。人权是全人类的,而主权则不是!人权的基础是固有的人类尊严。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至高无上的尊严、都具有相同的永恒的价值。人的尊严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类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所有人都有责任来保护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国际社会也有责任批评、抵制甚至制裁政府侵犯人权。 著名学者林培瑞说:“全人类,中国人及非中国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和平地干涉任何政府以各种方式在任何地方试图对我们人类同胞实行的专政”。这就是国际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权干预”原则。但目前国际社会仍有不少国家的统治者,以“主权至上”理论抵制“人权干预”原则。
    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而不接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自从1586年法国思想家让.布丹第一个明确论述了国家主权学说,这种国际法观念便形成了。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更进一步充实了国家主权的排它性理论。然而,伴随着人类“类化”意识的觉醒、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管理体制已经开始向非集中化、非军事化和社会生活非意识形态化的综合发展,当代国际事务正在从理论到实践两个层面,对旧文明国家“主权至上”论进行扬弃。现代社会无论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已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限制。
    美国国际法学家耶塞普就在其《现代国际法》一书中指出:“无限制的国家主权现在已不被认为是国家最宝贵的或最需求的属性。”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也曾这样认为:“现代文明之范围日拓日广,国际关系愈趋愈密,欲以民族的主权国家为定制,在政治上为大患,在道德上为极险。”国际人权法元老(加)约翰.汉弗莱指出:“人权必须由一种超越国家秩序之上的法律保护。需要有一种更高一级的法律秩序,以便依照它对国家秩序加以评判。”人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在于经济全球化必然要以世界的政治安全、稳定与统一的秩序为条件,而人权不仅是国家的基石,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侵犯人权是导致社会对抗、政治失序和暴力冲突的祸根。由此可见,人权不仅涉及个人的生命、安全与自由,而且对全人类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世界人权宣言》序言第一段就包含着认为人权的野蛮侵犯是造成国际冲突、引发战争诱因的思想。因而,人权不是内政问题,而是全人类的世界性问题。例如,尽管中共政府一直反对人权国际化,但却不得不与国际社会展开人权对话(传统主权观认为,内政问题是不能适用国际对话原则的);尽管中国有些领导人长期以来竭力抨击“人权高于主权”观点,但却不得不“委屈”主权,把所谓头号“刑事罪犯”魏京生、王丹、徐文立、王有才等异议人士发出监狱,送到美国。对美国来说也是一样,当他们发现军中虐待俘虏,便立即发动全社会来制止、批判。经过检举揭发,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少了。这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必须尊重人权的警告。
    早在1993年6月世界维也纳人权大会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就曾严厉抨击一些国家从政治私利出发,肆意圈定人权的范围(只谈生存权、发展权),并在大会发言时特别指出:“不可否认,有些国家总是企图抢劫或没收人权。”他认为,如果政府“变成折磨本国人民的政府”,国际社会有权干预。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由此可见,“人权高于主权”并非西方国家凭自由意志单方举起的旗帜;正如东欧改革、冷战结束,并非西方单方推动“和平演变”的结果,而是全球化时代发展条件下,反映人类共同和平要求和政治世界化的客观趋势所使然。因此,“人权高于主权”原则不仅是不容质疑的人类“类化”意识的觉醒,也是国际社会人权实践的理论基础。最近几十年来,有关人权干预的国际法律、法规纷纷出台,充分反映了这一现实。1971年国际法院宣布:人权是超越国界的共同责任,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要接受国际人权公约所设定的标准的检验,也要接受国际人权组织的审查。此后,人权的国际保护使人权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有充分证据证明独裁者的主权确实在侵害人权时,国际社会有责任收缴他的犯罪工具,把主权还给人民。如发动侵略战争、推行种族歧视、种族灭绝政策等类行为,国际社会就应该对其主权进行限制或临时剥夺,以此来恢复那里的人权秩序。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际社会就对法西斯德国的主权予以剥夺,联合国60年代以后也对南非种族政权实行的以军事、贸易封锁和禁运的方式限制其主权,这就是体现人权大于主权的实践。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普遍的”人权价值观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冲突,构成了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如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导致的国际制裁、海湾战争、索马里维和行动、卢旺达与前南斯拉夫战犯的国际审判以及皮诺切特案的指控,均体现了“人权高于主权”原则,都是国际社会对将野蛮侵犯人权,进行种族迫害罪恶封闭在国家内政堡垒里的干预。而20世纪岁末,国际社会对印尼东蒂文地区独立问题的一致性积极干预,再次印证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政治世界化时代已经来临。还有2004年5月19日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就“古辛斯基诉俄罗斯”一案作出判决,俄罗斯政府赔偿古88000欧元的诉讼费用。7名法官认定:古在“2000年6月在俄遭到了非法的拘禁”,俄政府违反了《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有关人权的条款。最新一个案例是,2007年10月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最近缅甸政府对佛教僧侣和反对派人士和平示威的暴力镇压。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 呼吁对缅甸的人权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决议得到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的一致同意。这是自去年成立以来这个委员会首次批评以色列以外的政府。甚至非洲和亚洲国家也同意这项决议案,这些国家通常反对它们认为干涉主权国家的行为。决议还得到了一些作为观察员身份的国家的支持。决议呼吁缅甸人权特别报告员皮涅罗前往仰光调查有关镇压的事件。投票之后,皮涅罗称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他说,这么多国家一致投票通过决议,这给缅甸领导人送去一个有说服力的信号,那就是,他们不能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由此可见,今日世界价值观念,正在从国本位向人本位立场回归,人权国际化已构成对国家主权最明确、 最强有力的限制;“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已成为世界政治化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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