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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全民医保”争论——质疑中共“执政为民”

   “政府是否全面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在日前“羊城青年学堂”的主题辩论中,正反方代表对此进行了激烈地辩论。其实这是一场涉及全国百姓切身利益,并为社会普遍关切的民生问题。此问题早就在网上引发了中国如何进行“医疗改革”的争论——是政府没有钱,还是背离“执政为民”承诺的根本问题?这为中共“十七大”的召开,聚焦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民生议题。据悉,现在许多地方正在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难有出路。因为它只是非常低标准的、互助型的合作医疗,政府补助很少,国民患了重大病,依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即使已经开展多年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尤其退休职工患了大病,个人收入远不能支付自费部分的医疗费用。如今,很多人只有养老保险的户头(企业交纳了很少时间,职工就失业了),没有继续交纳养老保险。即使已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职工,其保险额度也少的可怜,由于国企职工收入普遍不高,特别是退休职工中的绝大部分人员的退休金都在400多元,按着4%的规定计算,每人每月可用于买药的零用钱也就是10多元,而且去医院门诊看病,还须全部由个人先掏腰包。因为国企退休人员的工资普遍很低,规定的可用于个人买药的比例又很小,一旦需要去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医疗保险卡里又因平时买药所剩无几,甚至根本没钱,所以连门诊看病的挂号费用都必须由自己掏腰包,就更无法应付名目繁多的检查和打针用药费用了。仅就国家卫生部统计公认的数字证明:现今中国大陆,有近50%的人应就诊而无钱就诊;30%的人应住院而住不起院;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因病而返贫;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因治不起病而丧生!现在老百姓自费花的钱多了,能得到有效治疗的病人却少了,看不起病或治不起病的人多了,因无钱治病而病死的人也多了。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曾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该组织得出的一个令中国政府耻辱不堪的结论是: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多么巨大的一种嘲讽。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有资料显示,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卫生总费用的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连泰国政府还负担56.3%。而我国政府仅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16.4%。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大幅度提高,不能说政府手里没有钱。但各级政府除了把钱用于大建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政治工程”,甚至贪污腐败,挥霍浪费,以至于忽视百姓“生老病死”的现实疾苦。如今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楼堂馆所林立,各地政府机关大楼修得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要豪华气派。各级官员不仅暗地权力寻租,而且工资一调再调。他们穿名牌、戴名表,吃喝玩乐、公费疗养,公费旅游,出国观光、各地考察,即使调息、养病都由国家统包,大把、大把花钱,从不受纳税人的制约。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报告》数据称:中国政府投入少之又少的医疗费用中,80%竟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这些人中很多都自称自己是老革命。)这笔挤占百姓医疗资源,每年供“红色贵族”们养生、享受消耗掉的巨额资金,足可挽救那些因无钱就医而死去的无数贫困者的生命。在如此社会现实面前,中国大众才会前所未有的强烈地呼吁社会公平与正义,要求政府为公共卫生和全面基本医疗买单。

   此据卫生部的专家测算,政府要为公共卫生和全面基本医疗买单,大概需要2000亿元。官方认为中国目前尚未能完成全民医保,原因是经济实力不足。其实这不过是个说词而已。2000亿元对我国来说,仅相当于GDP的1.5%,国家财政收入的7%。2005年卫生总支出8659.91 亿元,按年增10%,则2007年卫生总支出10479 亿元,2000亿仅为卫生总支出的1/5这在经济上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众所周知,中国公款吃喝仅此一项,每年至少花掉2000亿元以上,另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中资金浪费损失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有多少全民医保还在话下?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努力保证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一文中指出,“从1980年到200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由143亿元增加到7590亿元。其中,居民个人负担的比重,由21%增加到53.6%,群众感到看病越来越贵。”这就意味着,24年来我国居民个人负担卫生费用支出增长了135倍,而同期收入增长也只有十倍左右。如果7600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财政每年也只需增加付出居民个人负担的53.6%部分,亦即4000亿元左右。而我国2006年一年财政收入就增加7000多亿元,如果安排公平合理,全民医疗费用国家实现“全包”应该不成问题。何况已有数以亿计的城镇职工及其单位在缴纳医疗保险费用。问题在于当权者究竟是不是“执政为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在其《社会保障主义宣言》一书中指出:中国应当利用特色在社会保障上一步到位。这个特色是:由于我国拥有30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积累的百万亿元以上的全民资产,这些全民资产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者靠义务劳动和半义务劳动积累的,既然在改革之初全民资产没有量化到个人,那么理所当然地是全国人民的安身立命的社会保障资金。当今世界,无论哪种模式,只要是医保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全民医保的医改方案能否真正取得效果,能否令公众满意,最终还要取决于政府所能承担的责任。如果医疗投入不足,任何模式都无法真正付诸实施。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如此严重,弱势者生活毫无保障。然而,中国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中国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如今竟然比非洲那些很贫穷的国家还低。据介绍,美国早在1935年、英国早在1945年就相继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穷人利益。而中国目前的公共财力已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完全有能力建设起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的。对比之下,谁真正把国民利益放在首位就一目了然了。此据专家指出:“政府只需要投入3000亿元就够了(建立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我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中国只要少一点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少一点荒淫无度,挥霍浪费,少一点大搞马列主义研究工程和“红色记忆”宣传,少一点不惜代价封锁网络和对付异见人士,还可以少一点不合时宜的连年两位数军费增长,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根本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执政者的执政意识到底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由此可见,全民医保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就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时,本文所提出的民生问题是:在中国要不要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制度的本质问题——“执政为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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