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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如何面对“大国责任”——中共媒体新动向

   
   最新一期 《瞭望》发表了颇具官方背景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的《“大国责任”的挑战》一文。该文声称国际社会要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其背后“隐藏玄机”,即有意要“增加中国的发展风险”,“延缓中国的崛起”,更指名道姓“美国欲以‘大国责任’利用与牵制中国。”是美国“接触加遏制”战略的政策体现。为此该文一方面认为“韬光养晦”仍应是中国基本的、长期的对外方针之一,强调中国只应承担“国力相适应的责任”即有选择的承担“责任”,而不是全方位的大国责任,且大有责难近两年来中共的“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意味;一方面又表露出要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雄心。该文充分体现了大国渴望,却不愿受“大国责任”约束的矛盾、复杂的心态。更值得关注的是,该文发表后很快就被国内新华网等一些官方网站在首要版面上突出转载,颇有新闻造势的动机。
   去年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曾为胡锦涛访美发表了反击左派的《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该文指出:“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 文章还结论性地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近些年来,“大国崛起”的话题风靡中国,这就为去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并引发较大社会反响,提供了深远的台后支撑。而最近中央电视台又炮制出笼《复兴之路》电视片,该片系《大国崛起》的原班人马制作的,被认为是《大国崛起》的姊妹篇,但该片较《大国崛起》思路明显偏左,已被全面涂染了“红色记忆”的意识形态色彩。
   其实,中国人的大国梦早就在做,而且在不断演变着。自上世纪初,朝野就渴望摆脱西方的干预,后又要赶超日本;中共建制后,曾海吹15年超英赶美;冷战后期,中国更是渴望成为苏美争霸的另一角;冷战结束,美国鹤立鸡群。为此,北大牛军教授曾发表于《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说,而今的中国大国梦,是以美国为参照,即希望获得和美国一样的国际地位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 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就制定了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立足于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目标与战略。然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还受制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中国版图尚未完全统一,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共一块最大的心病,解决不好,就会引起外来干涉,而且中国周边地区还潜伏着不少麻烦。二是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社会腐败、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贫困人口比重很大,社会矛盾可能随时被激发。第三,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对红色中国一直心存戒备、怀疑。如今,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与官方外汇储备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国民收入排世界第110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5%,韩国的10%。依据每天收入不超过1美元的国际贫困人口标准,目前中国还有1.3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7.5亿中的18%。有以上三方面的制肘和现实,导致中国伸张大国手脚受到限制。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毕竟崛起了,国际影响力大了,中共谋求享有大国地位的欲望也更强烈了。因次,也就必然引发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
   然而什么是大国责任?“负责任的大国”地位究竟有何涵概 ,却并未引发中共深层次的道德思考。从理论上讲,国家责任的目标无非是追求并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经济富裕和全面发展。而大国责任则意味着要超越了本土范围,向地区乃至全球扩展,来承担国际性的道德义务。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并承担了相当于“国际警擦”的义务。而江涌《“大国责任”的挑战》一文认为,“大国责任论”是一柄双刃剑,超出现有能力过多承担此类责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明显不利。该文不无责难地说:导致“大国责任论”呼声日盛,是由于一些部门在自身利益的推动下,已不满足于一般国内的“形象工程”,而过于追逐国际的“形象工程”,一个羽翼远未丰满的发展中国家,给人的感觉却俨然一副强国姿态。再有,“走出去”战略由于缺乏协调,一些垄断企业“高调低效”,有意甚至肆意借题炒作,只顾企业或个人扬名,不管国家利益,实际收益很少,却弄得满城风雨。江涌不认为大国责任是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与义务,反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重要课题,他们希望借助大国责任以重新获取某种国际道德优势。” 文中说美国欲以“大国责任”利用与牵制中国。“大国责任”是美国送给中国的“紧箍咒”。为此,江涌锋芒毕露地将矛头对准美国及西方国家。文章指出:在军事、政治干预未见成效的情形下,美国以金融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给中国制造麻烦的迹象正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事务“管理失职”,不去深刻自我反省,反而日甚一日地指责中国,要中国承担解决全球失衡的重任。美英曾以各种手法施压新兴市场金融开放,方便跨国垄断资本借机制造金融动荡,掠取东道国财富。此外,《“大国责任”的挑战》一文还充满对国家现行政策的批判:目前中国金融开放速度加快,令诸多国际经济学家和机构惊愕,属于“入世”承诺的积极开放,不在承诺范围的也在“自主”加速开放。越来越多外资金融机构入境中国攻城略地,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到房地产与股票市场,金融稳定形势日趋严峻,金融风险迅速增加。江涌认为:“大国责任”的喧嚣实际是对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诋毁。文章的主旨在于,要国家不断壮大的“硬力量”(经济实力)来发展“软力量”,以凝聚“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所谓 “北京共识”,最初来自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顾问雷默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文章旨在探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的经验在于渐进式的创新和实验。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官方媒体广泛报道和随意发挥,形成了一种放大了的 “中国化发展经验”说法。这种说法要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此后官方媒体便是开始宣传“北京共识”,贬低“华盛顿共识”。更有人把“北京共识”描绘成中国崛起的“软力量”。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的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由此可见,“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不仅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且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冲突的内涵。
   记得《联合早报》曾发表过郑永年的一篇文章《切莫夸大“北京共识”》。文章指出:“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无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方面,中国是有历史教训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了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抵制和敌视。”今天江涌借《“大国责任”的挑战》一文抵制“大国责任说”,再祭“北京共识”的大旗,颇有重蹈历史旧辙,推动“新对抗主义”的味道。
   其实这些年来的反美排西言论并不新鲜,奇怪的是当此中共“十七大”开幕在即之时,中国官方在主要媒体首要版面突出如此与郑必坚主张大国合作迥异的言论,委实非同寻常,令人不能不对中共“十七大”后的对外战略新动向予以关注。
   (转之《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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