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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人权观念的普世化脚步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权概念的是意大利诗人和思想家但丁。他指出:“人类的目的是要建立统一的世界帝国来实现普天下的幸福,而帝国的基石就是人权” 。在当代,引起广泛影响的人权著作是1986年出版的英国学者米尔恩所著的《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一书。 米尔恩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我的中心命题是,人权这一观念要既易于理解又经得起推敲,它就只能是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观念。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证实这一命题。” 米尔恩的结论是,当今的人权概念是被理解为一项最低标准,即普遍道德标准要求人们承认的那些权利。
    我们今天的人权定义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定义泛指人的一切权力,世界各国都是在广义范围内普遍性的研究阐述人权意义的。狭义的人权定义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自由选择权。 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因而不受外在条件的制约和限制。人权,不仅包括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还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应享有的自由选择权。
    人权概念,本来自于西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文明。当时一批思想家就已开始了提倡人类自由与平等。最早使用人权字眼的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认为,根据自然法则,奴隶和自由民的身份本是一样的,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社会制度和域邦法律造成的 。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后为斯多葛学派发扬光大。他们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是统一的世界国家的公民,大家都是同胞。这也就是中国的“民胞物与”的观点。许多西方学者都视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为“胸怀全球的人道主义”,并把它看作人权理论的思想渊源。但这种朴素的平等、自由观念还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
    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到人类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基于“类”这一身份而享有权利时,才会有人的同等权利意识的产生。在但丁提出“帝国的基石是人权”观念之后,欧洲的宗教改革曾为人权理论诞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而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却是打着复兴古文化之名,在观念上开始质疑最高统治者的“神”,把“神”一下子从祭坛上拉下来,人权理论开始形成。于是“神的使者”,被丑化成出卖耶酥的犹大。“神”不再是仰视的主宰,“人”不再渺小成牲畜。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家们,高举人性的旗帜来批判神,这种批判导致了400年之后的尼采宣告了“上帝死了!”。在这400年里,从神的语境到人的语境的转换中,神权与人权一直在斗争,最终是人权的旗帜高扬起来了。以1776年美国《人权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为标志,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终于得以确立。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将人权从西方国家的观念范畴扩展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之后又有“联合国人权公约”生效。如今人权已成为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普世价值观。今日世界,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人类自我分裂、相互对抗的旧文明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也使传统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受到挑战。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念-——人类“类”化意识,正作为一种全球化过程的哲学命题,在主权淡化、国界开放时代凸现出来。人类开始在21世纪的新文明起跑线上,超越党派分野,阶级阵线,民族自守与国家对立,以“类”的概念及话语体系来调整思维,反省历史,批判现实和创造未来。

    在2005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的“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改革方案中,把人权委员会升格为人权理事会,它在客观上说明了人权保障机构化的发展趋势。按照草案的精神,人权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评价各国履行各项人权义务的情况,使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受到同等重视。在向国际社会提供人权保护时,理事会应坚持如下原则: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必须公正、平等地加以对待。在人类步入后对抗时代,“人权高于主权”这一价值判断的形成,正是人类“类”化意识逐步走向成熟的政治旗帜。今日时代人们“类”概念及其话语体系所形成的“类”文化的核心,就是捍卫人权;而它的政治自觉正在于要求建立人人平等、社会民主的政治世界化秩序,即保障人的自由意识与创新精神得以社会实现的权利要求。总之,人类全球化的法律意义,正在于无一例外地在世界范围内用制度来保障人的独立、自由与创新潜能得以最完整的实现。因此,任何政府都不得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集团利益非法侵犯或剥夺人权。
    人是世界的核心。人权是一切权力之母。今天人类“类”意识的成熟,正在于它在价值判断上已经完成了“国际法高于国家法,人类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普遍价值高于特殊价值”的共识,即对人的普遍价值的尊重,已经超越了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立场,形成了全球无疆界的主流思潮;而人类“类”思想的诞生,必将导致“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横扫东西,波及全球。
    今天世界上,之所以有国家,有主权,就是因为公民同意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度让出来,交给国家,由国家来行使这些权力来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国家必须保护人权的道德基础来自于国家存在的这种目的与宪法的正当性要求。曾有学者指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个人是国家的基石,如何保障个人权利的最大实现就构成了国家制定一切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民的权利应当是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志”。 国家是为人权的实现而存在的,人权是国家存在和活动的目的。因此我们说:人权是国家存在的基石。今天人类“类化”意识的觉醒和人权价值观的普世传播,正伴随着时代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冲击着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不断改变着政府官权的垄断地位;不断瓦解着社会特权的生存基础。如果说20世纪是人类经济逐步全球化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政治逐步世界化的世纪,也即一个人权高于一切权力存在的人权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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