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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民权保障同盟”容不得异见——宋庆龄、鲁迅为何开除胡适

   
    1933年胡适被"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起因仅是一封事出有因但却查无实据的信。这份信在上海同盟和北平分盟之间造成了一场纷争,但宋庆龄、鲁迅却容不得异见,开除胡适,导致同盟不久四分五裂,最终解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于1932年12月17日成立的。1933 年1月9日,他们争取了著名学者胡适等为"同盟"会员,并由胡适、李济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分会",胡适任执委会主席。
   

    当时民间流传国民党监狱酷刑虐待共产党囚徒之说,胡适等为此于当年1月30日向北平最高长官提出视察北平监狱,次日获得特许。胡适、杨杏佛(上海同盟代表)、成平等一行前去视察,找政治犯谈话,但未得到有关酷刑虐待材料。几日后,史沫特莱却将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对囚徒酷刑虐待的材料,交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并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发出。胡适于 2月5日见到这些英文材料后大为不满,当天便致函蔡元培、林雨堂说:"我读了此3项文件,真感觉失望。反省院我是调查了的,他们(犯人)诉说院中痛苦—但无一人说及私刑吊打。 "犯人"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没有人谈到私刑吊打。胡适说"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讯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因此,胡适认为,这是一种可疑的"匿名文件",而"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而当时《大陆报》上却以同盟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在同盟准备视察监狱之前几天,监狱当局就已经得到消息,因而预先把真实情况掩盖起来,这样,委员会的视察自然毫无所得。胡适指出这一声明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们 1月30日晚7时才做出视察决定,夜11时由杨杏佛请见张学良,第二天上午就现场视察,要掩盖什么也来不及。最后,胡适要求上海同盟对此作出"更正或救正",以维护其信用。
   
    为此,1933年2月21日的《字林西报》登载了记者对胡适的采访,在采访中,胡适又说:"改良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像那封信和报上所说的那种乱说和夸张,只能使那些希望把事情办好的人增加困难。"另外,在上述给《燕京新闻》的信的最后,胡适还补充了自己的态度:"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对此杨杏佛也是当时的视察人之一,他回上海后,见到胡适于 2月4日和5日给蔡元培、林语堂的信,便于2月10日致信胡适称:"弟在车中见《大陆报》,亦甚诧异,嗣曾告会中诸人,文中所云,即使有之,必在入反省院前,不能笼统便加入反省院也。"杨杏佛是上海同盟的代表,上海同盟可以不信胡适,但却不能不信自己派去的杨杏佛。事后证明,匿名信作者是一位叫刘尊棋的囚犯,正是用英语当面告诉来客的他写了此信不但没有因此 "立刻遭国民党军人监狱处死",后来还因此被释放了!
   
    然而,2月22日,宋庆龄等却不顾事实,致电胡适要他纠正立场。但胡对此无意答复。28日,宋庆龄又致电胡适,以命令的口气给他两条出路:一是"公开更正" ;二是"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因当时日军开始进攻热河,忧心国事,未有精力理睬。于是宋庆龄十分恼火,三天后,便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执委会 议,据说由鲁迅提议,作出开除胡适的决议。开除胡适之后,宋庆龄、鲁迅等依然不依不饶,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光明所到 …… "一文,开头就说,"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接着冷嘲热讽,暗示胡适看到的是有意布置的假象,不过是暂时光明。而宋庆龄则更是撰文章对胡适做了激烈的抨击。她说"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 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
   
    宋庆龄、鲁迅等以准"共产革命"的立场,排斥象胡适这样持改良立场的中间势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左倾的政治影响。他们那时执行的路线, 后来被称为 "左倾关门主义",认为当时形势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 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 ",因而"是最危险的敌人,应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充分反映了这一观点。当时宋庆龄、鲁迅等激进的左翼人士, 受中共影响极深。 正因为如此,胡适等对"暴力革命"和制造伪舆论有异见,自然会被排挤与打击。宋庆龄就毫不留情给他戴上了"反动的和不老实" 的大高帽,声称本同盟决不容留 "那些只是软弱地'批评'政府个别的专横残暴的行为,而实则拥护那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并支持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钳制民主权利的人们 "完全是一派"共产革命"的语话 。
   
    从客观效果看,宋庆龄、鲁迅等如此偏执的左倾立场,只能是自我拆台,起到对 民权保障运动的反作用。对此党同伐异行径。连蔡元培这位同盟发起人、副主席,也在2月28日与宋庆龄共同署名发出质问胡适的俭电的人 ,都于 3月17日开除胡适两周后,给胡适去函,称他和林语堂二人对此团体已极度失望 :" 奉四 日惠函,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 ',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爱,感何可言。此复。"当时决意要退出同盟的决不只是蔡元培和林语堂两人 ,在北平由40余位教授、校长等组成的同盟分会,在胡适被开除后便解体。而上海同盟也在杨杏佛努力斡旋弥合无效后,四分五裂, 无法正常运作。杨杏佛遇刺后不久,这个本应大有作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维护民权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就已土崩瓦解了。几乎从北平分会成立开始,胡适等人就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在争取民权的手段和目标上都有分歧。本来分歧是正常的,相互批评与反批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竟容不得异见,结果胡适被开除出会,蔡元培、林语堂等持中间立场的人士大失所望,渐行脱离,导致同盟最终瓦解。这使我们联想到东西冷战时期,企图保持高度一致的"华约"组织,其结果是自行分崩离析,而容纳差异的"北约"组织却至今雄风大展。
   
    胡适所处的时代:一面是当政的国民党用权力压制全国舆论,不容许异党异派的反对;一面是不满于现政权的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武装反抗的革命党派。这两者冲突愈演愈烈,不可化解。胡适就想通过寻找和平改良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民主与法律。他认为恐怖主义的革命是不可取的。为此胡适也希望中国民权保障运动要建立在真诚、民主与法律的基础上,可谓煞费苦心。胡适强调法律,始终针对两个方面,"一面要监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权利",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民主。胡适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亦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如今暴力革命所造成的现实,大家都已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不容异见是很有渊源的。除了受当时共产国际和 中共左倾的政治影响外,还受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身传言教。孙中山同样信奉 "对抗哲学",主张暴力革命。甚至不能容忍被称为社会改良的"康梁变法"。最早把"自由思想"引进中国的严复都认为,"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而孙中山却以其激进性革命意识认为,他们"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尤甚。"梁启超曾在日本托徐佛向革命党人传递和解之意:"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而孙中山却以为"革命与保守,理不兼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洧,东西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由于孙中山这一党同伐异的思想,不仅导致在海外捣毁对方集会和暗杀对方成员的悲剧,在内部也相互攻击,自我消耗,甚至连黄兴、宋教仁等铁杆同党都不能善终。
   
    由此可见,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不容异见,也必然难逃失去同盟,孤立自己的政治宿命。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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