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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民权主义 二,民权政治 3,给政府最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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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政府的权利。

    在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政治里,政府有五个权利: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比西方的民权政府多出了两权。孙中山先生关于政府权利的构思,与西方政治三权分离的构思有著根本的不同。

    在西方政治学说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是完全独立的,政府只拥有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分别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议会和法院来行使。而在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属于政府的权利。实际上政府拥有全部的权利。这一层意思跟孙中山先生的要建立一个“万能政府”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

    至于权利制衡学说,则被用在政府内部的权利上,政府所拥有的五权,在内部则是被分开的。因此孙中山先生说这叫“五权分离”,不过这“五权分离”跟西方的“三权分离”本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前者导致一个权利十分大的政府,后者导致一个权利十分有限的政府。

    对于政府的“五权”,其基本的运作程序是:政府通过考试权来选拔人材,通过立法权来规定行政的方式、程序和范围,通过行政权来行使权利,通过司法权来控制行政的方式、程序、范围等,通过监察权来撤换不合格的官吏。

    西方学者认为:现在讲民权,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办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到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

    西方人有能力创造一个万能政府,但没有办法去让他只为人民谋幸福,这是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因为西方文化的基础是讲竞争的,讲优胜劣败的。这套文化用在政治上就是毫不掩饰的强权政治。因此西方人就十分害怕万能政府。就是今天也一样,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万能政府就是法西斯,于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限制政府的权利。由此导致,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民主国家的进步反是很慢的,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一日千里, 像日本德国那样的迅速。从前日本维新,只有几十年,便富强起来。从前德国也是很贫弱的国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麦执政,结合联邦,励精图治,不到十几年,便雄霸欧洲。其它实行民权的国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孙中山先生解释说,“推究其中原因,就是由于问题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两点:第一,这些民权国家的人民并不真正信任政府;第二,这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真正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有本领,有道德的人。

    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在中国传统政治里,对从政的人,或者说对做官的人,并不要求他们有许多“主义”,而首先要求他们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本领,然后要求他们有道德。既所谓做官的人应该是“仁慈”的人,要懂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

    既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本领,又要有“仁慈”的好道德,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两大优势。在民权政治的条件下,用现代知识将这两大优势发扬光大,中国的官将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官。(这一点,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和香港已可见一些端睨。)

    再来看中国的老百姓。中国人的国民性里有两大特征:第一,推崇有本领的人;第二,喜欢对人做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

    为了说明中国老百姓喜欢推崇有本领的人,孙中山先生给我们举了许多例子。如在历史上,中国人总是选择有大本领的人来做皇帝,而不问这人的出身是什么。第一个教人取火吃熟食的遂人氏就是有大本领的人,是厨子做皇帝。第一个通过尝百草而认识了药性的神农氏也是有大本领的人,是医生做皇帝。第一个教人做衣服的轩辕氏有大本领,是裁缝做皇帝。第一个教人造房屋的有巢氏是木匠做皇帝。中国的皇帝制度确立以后,中国的皇帝是争出来,是能带兵打仗,会用人的人做皇帝。能带兵打仗,会用人也是大本领。

    有大本领的人才能做皇帝这一观念在中国老百姓中根深蒂固。孙中山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一个美国教授去游北京西山,和一个农民谈了起来。农民问教授:“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教授反问:“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农民指著田边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孙中山先生说,“那个农夫的思想,以为只有一根铁线,便可以通消息传书信,做这种铁线通消息的人,当然是很有本领的。有这样大本领的人,当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证明中国人的一般心理。”

    一般中国人对人的道德要求也一样。对人总喜欢用传统的道德标准来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做官的首先判断他是“清官”还是“贪官”,对皇帝首先判断他是“暴君”或是“昏君”或是“明君”等等。至于说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姓社”还是“姓资”,这都是次要问题,或者说根本就不重要。这些素质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是或工或民,何等职业,无论他识字多少都是一样的。既然中国人具有这样的素质,就应该相信,一旦中国人民获得了权利,是有能力选出有本领,有道德的人来组成政府的。

    组成政府的人,都是有大本领而又道德好的人,他们就能尽自己的能力忠心为国家,为人民做事。这样的政府就是一个专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的“万能政府”。造成一个“万能政府”,一个十分有能力,而只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这当然是目前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

    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态度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总是时时都在希望自己的政府好,时时都在尽量地把政府想象得好。甚至在今天,组成政府的一群老人已经完全堕落成为类似黑社会的黑帮,他们还是希望相信政府不是如此坏。中国有这样好素质的人民,这真是中国的幸运。如在民权政治条件下,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能力的政府,有这样好的人民,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事不能做? 还有什么事做不到?

    对此,孙中山先生说:“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 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中国如能够实行这种民权政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以上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的分析、介绍和发挥,还仅限于学理的范围。孙中山先生本人对民权政治如何在中国的具体实施,说的并不多。民权主义应是并未完成的学问。

    中国未来政治的设计,关系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前途。孙中山先生已经走出了他的路,今后的路还得我们自己走。如果今天各界智者能够运用自己的智识,站在前辈已经奠定的基础之上,为中国未来政治出谋划策,中国政治定是有希望的。

    (文中引文出自《国父全集.第一册.三民主义》,1974年台湾版)

   (全文完。作者晏新明。此文写于一九九一年九月,是作者于“六四”后探索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取代“毛泽东思想”所做的工作之一。文章完成后曾四处投搞,终未获得发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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