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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同书】(1996年版)
《宇宙篇》--重建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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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同书】(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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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制度 /一、中央政权:皇帝与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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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制度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个是中央政权,一个是地方政权,一个是被组织起来的小家庭社会。这是根据“法家”的意见来建设的。

    我们讲皇帝制度,就不能不讲它这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皇帝制度的三大方面,离开了任何一方面,皇帝制度就讲不清楚。

    为了让读者对中国的皇帝制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在这一章里,我们来简略分析一下这三大支柱。

一、中央政权:皇帝与中央政府

    讲中央政权,首先得讲皇帝。

    皇帝是中央政权的核心,也是社会的核心。他集“至尊”於一身,享受这个社会最高的荣华富贵。而且,他的称呼也是有专门的。皇帝自称为“朕”,对他的祝语必须是“万岁”等等。

    在中国长达二千二百三十二年的皇帝制度时期,皇帝成了这个社会的基本标志。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社会都得推出一个人来做皇帝,甚至无论他成年与否,所以我们称这个社会为皇帝社会。

    中国的皇帝制度起始于秦始皇。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这第一个皇帝做得是很辛苦的。自然,由於全部权力都集中到皇帝那里了,皇帝应该是很忙的。秦始皇白天要进行司法裁决,晚上要处理公文,自己裁决的事自己亲自送交办理。他用一百二十斤重的衡石量公文,每天不处理完这麽多的公文不休息。他还要听朝议政,外出巡视,监察官吏、察看民情等等。

    这样做皇帝的,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很少见。这是因为皇帝制度最初的构思(依据法家的意见),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皇帝那里,即所谓“天下事无大小皆决於上”。这样的皇帝,精力不过人是做不成的。

    这种情况说明,皇帝制度最初的构思并不是很成熟的。

    实际上,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仅靠皇帝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本事,都是无法治理的。所以,在皇帝身边还存在着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由於有了这个中央政府,国家就能够将全部权力集中於中央手中。这种情况在秦代以前的贵族制度里是无法看到的。所以说,中央政府的建立,是皇帝制度的最大建树之一。

    中国皇帝时期的中央权力机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十分完善的政府组织。这一政府组织形式在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时期,大致可分为二大阶段,即唐以前的“三公九卿”制和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

    “三公九卿”制形成於秦代,成熟於汉代。所谓“三公”,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个首相”,他们各有分工,但在地位上是相等的。“三公”的名称各时期有些变化,如秦代叫“宰相”、“太尉”、“御史大夫”,西汉时又改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东汉时又有变化。这些变化只是代表着各个时期的权力中心的转移,但中央政府的组织格局却没有变。那就是:“三公”代表着中央最高决策权的三大块划分法,即行政权、军权和监察权。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就是在政府的中央最高决策权实行“三权分立”制。

    “九卿”就是九个部长。这九位部长分管中央政府的九个部。他们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这些政府部门的名字我们今天听起来有些怪。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中央行政机构是直接从贵族制度里脱胎出来的,因而还带有很明显的贵族制度的痕迹。在中国贵族制度里,政治是贵族们的“家务事”,而到皇帝时代,国家放弃了“分权自治”的办法,政令统一由中央政府出,这时,“家务事”也就变成了“国务事”。在这一转变的初期阶段,虽然“三公九卿”制已经把政治的实质改变了,但过去贵族制度的痕迹还是留下来了。

    这些痕迹就表现在当时九个部长的名称上。“太常”在贵族时代是祭祖时给祖位抬贡品的人。中央行政机构建立後,这个位置就成了掌管礼仪的部长。礼仪在当时的社会很重要,是教育人的主要手段,所以管礼仪的部门有我们今天教育部的性质。“光禄勋”原来是给贵族看大门的门房,现在这个位置成了皇家的侍卫部队的首长,相当於今天中央警卫团的首长。“卫尉”原是贵族时代诸侯们的贴身卫队的首长,这个位置变为了中央政府武装力量的首长,相当於今天的“武警部队”。“太仆”原是诸侯的马车夫,现在来掌管国家的马政。当时没有电,动力主要来自马,所以这一位置也可以看成是当时的动力交通部长。“廷尉”是管犯法的,相当於今天的公安部长;“大鸿胪”相当於今天的外交部长,是管交际礼宾及民族事务的。“宗正”是管皇帝家族的,包括同姓本家到异姓亲族,相当於今天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是管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的内部事务的。“大司农”是管农业税收的,“少府”是管工商税收的。当时的农业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大头,工商税收主要是钱财,这两个部门相当於今天的经济部与财政部。

    从“三公九卿”这一配置看,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的架构已经形成。“三公”与皇帝共同形成了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层。这在史书上叫“皇帝”与“三公”“坐而论政”。与今天相近的中央政府职能也基本成形。

    但在这一构架里,皇家与政府是分不大清楚的。主要问题出在“三公九卿”既管政府的事,也管皇家的事。皇家也是政府,政府也是皇家。这一状况,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帝与政府的权限不清楚。

    在汉代这种情况特别突出,所立的皇帝如果是小孩,皇帝的亲属们就出来“辅政”,代替皇帝来指挥政府,最後导致皇帝的亲戚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代替皇帝。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是由於制度不清所带来的问题。这一问题与现代中国的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所遇到的“党政不分”的问题,从制度上看,本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今天大陆、台湾的执政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现代政党。不过,从逻辑上看,政党与政府混为一谈所导致的政治问题应该比皇帝与政府混为一谈所导致的问题更糟。因为皇帝与政府混为一谈所导致的问题终究只是宫廷内部的问题,不会牵涉到社会上。而政党却不一样。由於政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旦产生问题,就会导致社会上观念的分裂和冲突,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更难。

    在中央政府的构架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公制”。“三公制”也就是“宰相制”。

    “宰相”在贵族时代是贵族们的总管家,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宰相总理百官,相当於今天的“首相”或“总理”。它与今天的最大的不同是,今天一个国家的首相或总理只能有一个,而中国的宰相却有两个或几个。一般是左右两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政治现象。

    从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现状看,政治人物由於政治观点的不同一定会分成几派,而首相或总理却只能有一个。所以,今天的民主政治国家要麽是左派执政,要麽是右派执政,或者左右两派轮流执政。今天中国有许多知识份子也很欣赏这样做法,把它称之为“轮流坐庄”。

    其实,中国的传统政治解决这个问题是很聪明的,根本就用不着去劳民伤财地去搞“轮流坐庄”,一开始就设两个位子,一个给左派,一个给右派,让他们一左一右,同时站在台上,唱一出对台戏。这是中国传统的皇帝政治所能包纳的涵量。

    自唐代以后,“三公九卿”制就变成了“三省六部”制。这一转变使中央政府机构完全脱掉了贵族制度的胎迹,变得清楚多了。

    “三省六部”都是中央政府的组织。所谓“省”,就是“中央办公厅”的意思。“三省”就是三个权力平行,各负其责的“办公厅”。他们叫“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为户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主管民政户口等事,吏部主管考试及任用之权,礼部主管礼仪教育,兵部掌军队,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建设。唐代“三省六部”制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国家行政机构的成熟。

    “三省六部”制使中国传统政治有了一个皇帝与政府相对分家的制度。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制度真的把皇帝和政府的权限定位的问题解决了。实际上,皇帝与政府的权限问题是整个皇帝制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是中国皇帝制度垮台的基本原因之一。因为这一问题在政治上导致了皇权与政府权(相权)长达一千多年的冲突。直至明代以后,皇权最终取代了相权,从而抹杀了皇帝制度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失去了它在中国社会存在的政治基础。当革命爆发时,人民就不再选择它了,它就注定要崩溃了。

    在皇帝制度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从对如何给皇帝定位的问题开始的。从理论上说,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皇帝应该拥有治理国家的最高权力,或者说绝对权力。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皇帝制度一开始就包含着这样的内容:是皇帝,就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力,不然就不是皇帝。这一点,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时期,是得到社会上下一致认同的。作为中国正统理论的儒学一直强调对皇帝的“忠”,就是这一认同在知识份子层意识形态里的反映。民间一般老百姓盼出“明君”、“圣王”,则是这一认同的民间反映。

    但实际上,皇帝是很难具有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能力的。中国皇帝制度的历史上,有雄才大略,有很强的治国能力的皇帝是有的,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李世明、明太祖朱元璋、清康熙帝等都是属於这样的皇帝。但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起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让皇帝制度寿终正寝止,在整整两千二百三十二年的时间里,这一类皇帝是很少的。

    就一般情况而言,大多数皇帝都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这一事实是由皇帝的特殊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他们生活於深宫,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作为人来说,他们是最无能的一批。

    我们说,理论上皇帝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这是就一般正常情况而言。中国国家那麽大,上上下下有识之士那麽多,谁治理国家,大家就把眼睛瞪大看着谁。如果几个政令表现出没有能力,他的政令就很难再推得动了。而如果讲到不正常的情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像隋炀帝那样推行暴政,谁不服从就杀谁,可能会有一时的效果,但终究长久不了。这种例外的情况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制度来讨论。

    理论上说,皇帝只应作为社会及其文化的核心标志而存在才是合理的,治理国家和社会只能靠政府。实际上,这种认识在整个皇帝制度时期一直有。比如说中国传统的“无为而治”政治理论,主要就是针对皇帝说的。但这种政治思想在整个皇帝制度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制度。

    假如说中国皇帝制度内部发展出一种“皇帝无为,政府有为”的政治制度,那麽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两千多年中,无论世界上发生什麽风浪,无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怎样强大的冲击,今天的中国还是依然会生活在皇帝制度下。我们这个推理,是根据皇帝制度时期中国政府的性质而来。这个政府的性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掌权的“社会精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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