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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始末——文革机密档案揭密之一


   
   
   
   

   

   
   (博讯2006年11月02日)

   
   (一)背景:“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
   
    1966年5月,文革狂飚席卷中国大地,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也不例外。
    上海的一月夺权后,成立新的政权,毛泽东称之为“革命委员会”。接着有黑龙江、贵州、山东等省的造反派也夺了权,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曙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以示庆贺支持,也表明了毛泽东支持成立新政权的决心。
    在此种形势下,各地的许多领导干部,原来是压造反派的,现在则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了。在广西首先站出来承认错误并表态支持造反派是贺希明(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傅雨田(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谢王岗(原钦州地区组织部长)等党政领导干部。于1967年2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广西造反派。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广西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广西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4月22日,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至此分为两大派:保守派广西“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下又分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联指”和柳州铁路局“钢联指”;造反派广西“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下又分为南宁广西“四.二二”,柳州、桂林、梧州“造反大军”及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广西师院学生造反派)。
    “联指”是支持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其成员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大多数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当权者以及广西军区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武装部的支持。
    “四.二二”则是支伍(晋南)反韦(国清)的平民造反派,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产业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他们的成分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的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的造反精神。
    文革之初,毛泽东利用造反派进行宫廷权利斗争,号召民众造反,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如批“资反线”,斗“走资派”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共产党早有怨气的平民造反派则趁机造反,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其具体表现为“踢开党委闹革命”,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造反派冲击学校、工厂、机关的人事、保卫和党委办公室,打砸保险柜。抢走“黑材料”的档案,在这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谋平反、争人权的文革反抗运动中,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原有的统治秩序。
    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利用群众作为他们党内的大清洗工具时颇带民主色彩的承诺,催发了造反派的产生和壮大,那么一旦完成大清洗重新掌权后,他们翻手为云的镇压造反民众,覆手为雨地重建法西斯官僚专政,使造反民众对毛的幻想迅速破灭,继而产生怀疑和觉醒。其间接的后果是广西造反派已意识到,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自己救自己。
    文革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开局面。支持过广西“四.二二”。如广西造反派被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打得眼看招架不住时,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广西“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四.二二”才得以苟延残喘。但不久毛泽东在全国逐步掌握了权力,更因此时已觉醒的广西造反派,不断显示出其独立性,已不听毛的招呼有越轨失控的迹象。
    其典型的例子是: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林等人,为了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铁路局538调度场,抢援越子弹八个车厢11888箱,共计1700万发。王反修、李振林还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战士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电报中央。
    同一天(21日)上午十点二十分,总参谋长黄永胜给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霍成忠(55军区副军长)来电:“请欧、霍二人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给群众组织做工作,抢子弹要追回,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5月25日,欧致富、霍成忠命令驻柳州部队高炮七0师所属两个团、一四四师两个营的兵力,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企图一劳永逸地解除造反派的武装。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广西当局武装“联指”,打压造反派到动用部队对造反派实行武装包围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柳州民众的义愤。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十余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把枪弹暗送给‘联指’,屠杀‘四二二’!”“广西军区为何不收缴‘联指’抢走的枪弹?”、“‘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了。
    (摘自《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第58页)
    此举与“六.四”镇压时,北京市民上街堵军车声援绝食学生,同样可歌可泣!同样是有“人民参与”的正义之举!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在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下灰头土脸之际,柳州“造反大军”却绝地反击,打出一片新天地,一举将“联指”赶过柳江以北,占领柳州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根据地。
    随着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鉴平在1968年7月中旬由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青海、贵州等地造反派头头云集的所谓清华、“北航黑会”上,介绍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并且在会上酝酿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以便各地造反派及时交流互通信息,相互支持。
    毛中央获知后极感震惊,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生怕广西、广东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因为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换言之,毛中央最惧怕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红卫兵走下历史舞台的毛泽东“七.二八”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出笼的。
   
    韦国清罗织“反团”罪名镇压“四.二二”
   
    广西造反派反韦国清,遂遭致韦和广西军区、广西“联指”的切齿仇恨。但是韦投鼠忌器,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毛及中央文革对广西“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他们下手的机会却还没有名正言顺的屠杀借口。1968年春韦国清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阶级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
    韦国清为了“名正言顺”地镇压广西“四.二二”,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四.二二”,从而为屠杀找到口实。其得意之作就是“反共救国团”一案的炮制。于1968年5月开始在广西深挖“反共救国团”,祭起“阶级斗争”这个法宝,煽动民众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仇恨,再通过武装围剿消灭“四.二二”。
    毛中央在1968年针对两广造反派的“七.二五”讲话中,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钦定了扣在两广造反派头上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韦国清则闻风而动调动军队伙同“联指”,以响应“七.三”布告为名,从7月至8月对广西造反派进行了血腥残酷地杀戮,导致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
    广西造反派宁死不屈,于是在广西各地就上演了许多“围城”之战,一旦“破城”,任意屠杀,不但杀戮抵抗者,还残杀放下武器的俘虏,甚至屠杀伤员俘虏,对被俘的女红卫兵进行轮奸(相关资料另文披露)。真正的残酷是针对无辜。与此同时,还大规模屠杀无辜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亲属,说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伙。
    广西大地,尸陈遍野,十余万民众,生灵涂炭。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阶级大屠杀”中,还广泛发生“联指”及共产党员惨无人道剖腹挖肝吃人肉的兽行。(另文专述)
    广西造反派遭疯狂迫害、屠杀、围剿直至全军覆灭的过程,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和“联指”罗织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团”的罪名为肇始,中央“七.二五”讲话对此罪名加以肯定,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武装围剿而告终。
    为了推翻官方和传媒舆论强加给造反派的种种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还原文革历史真相,让我们掀开历史重重黑幕,从中共文革机密档案中,(1)一窥此旷古奇冤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台前幕后,让血的事实说话,相信善良的人们会明断是非曲直。
   (二)“七.二五讲话”中央定性
   
    所谓“七.二五”讲话,即《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时间是1968年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出席接见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富治(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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