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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廖亦武等发起征集签名关注刘晓波等被传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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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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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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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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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简报(2007年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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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重读《哈耶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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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行人欲断魂:电影《血色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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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见龙卸甲》
·愿死者记得我们
·13亿幸存者:向死而生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电影《最后一个绞刑师》
·这如火如荼的爱力:电影《左右》
·为你,千千万万遍:电影《追风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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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和国度下的自由:《自由的崛起》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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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下无新事: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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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宗教法规:当前的政教冲突及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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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新约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林昭狱中血书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教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不妥协的专制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怀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被称为中国以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几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一切肉体折磨,但他依然可算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泽东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但吴维尊一如既往的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的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的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
    
   传道人王明道,“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主犯
    
   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统计。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达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而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三自筹备会”吴耀宗夫妻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筹备会”及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有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50年5月,周恩来在短短一个月内,竟三次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
   第一次接见,周恩来以一句话为中国的基督教定下调子,即传教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的。由此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教会应当发起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彻底清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清算教徒中的“帝国主义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国要受约束,不要到街上去传教。第三,教会应该独立自主,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个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宗教学界迄今为止理解近代教会史的一个基调。
   如今年是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200周年,普世的华人教会都盼望纪念这个日子,自由知识分子也对基督教来华200年,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持积极的看法。但这却让官方教会好生尴尬。2006年底,他们在上海召开了一次规模甚大的“传教士与中国”的研讨会,官方学者、宗教局官员和三自爱国会的领袖共300余人出席该会。会上对西方传教士的基本论调,依然与50年前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保持一致。因为若不一致,就等于否定“三自”运动了。似乎马礼逊不来华,他们也可以“三自爱国”,至于是不是基督教,倒成了次要的问题。
   第二次接见,周恩来开始语带威胁,说教会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拥护《共同纲领》,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他再提出一个具体限制,教会不能再邀请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见,主要关于政教关系。周恩来转而向教会示好,说政府的“统一战线”要扩大,能不能加入统一战线,关键不看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而是看“是否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切断了联系”。他进一步提出两个更加凶狠的威胁,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清除出去,这样广大的基督徒就不会因为少数坏人而受到歧视。二是要求教会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检讨和整理。
   周恩来的这三次讲话,断送掉新政权下的信仰自由。也仿佛魔鬼在旷野里的三次试探,把教会领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要么妥协,走卖主的路。要么像旷野中的耶稣拒绝撒旦那样,拒绝共产党,那就走一条殉道和护教的路。以后在这两条路上,就分别产生出今天的“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
   一部分教会领袖,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和反帝心理,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悲凉的语气写道,“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倾向于越来越倾向于左翼社会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吴耀宗的周围。1948年,吴耀宗写下《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如果我们宣扬的宗教需要回避政治现实,而只考虑个人救恩,那么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的“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回到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去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所谓信仰,已经和一个世俗的社会主义者相差不远。
   尤其在韩战爆发之后,西方传教士加快了被逐出中国的速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更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重庆神学院的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成为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首脑的三次接见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的也丧失了信心。转而认为若不妥协,教会就会被彻底摧毁,于是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对政治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的院长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参加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就改变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该的。可惜政府决意要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他仍然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其他的人,则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极个别的鼓动者,是共产党建政之前就打入教会的秘密党员。如上海组建三自教会的主要人物李储文“牧师”,后来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的殴打,亮出党员证求饶。身份暴露后,改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并根据政府授意,邀请到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经周恩来过目,政务院批准。随后在当局扶持下,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运动。宣言连同第一批签名者1500余人的名单,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全国约10,000间教会,8千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以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人,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签名者达到41万6千余人。
   至于中共在1949年后,为什么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控制教会,而没有直接用暴力消灭宗教。可参考1956年11月,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接见澳洲圣公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说到三个原因,第一,基督徒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可以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外国建立友好的关系。第三,政府不想制造殉道者,引起反抗。
   但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想去讨论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也几乎没有人关注基督徒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批判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连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1957年就变成了由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锢与迫害。这令人不禁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椎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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