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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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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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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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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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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三重门—— 读《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2005年
·对国家“教育权力”的宪法批判
·【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维权就是“自我训政”
·中国离文官制度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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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与宪政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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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法重获爱人的谅解
·“立法游说”是最高级的维权
·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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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王怡: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演变
·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北京家庭教会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王怡和陈永苗谈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要派”
·从物权到人权
·为什么雅虎是自由的敌人
·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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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渝两地高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2006年
·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
·天府畅言:打倒张德江
·少先队是怎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主权者的自我约束——司法与大陆的宪政转型
·与神亲嘴: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草堂读书会第23次讲座
·巴别塔与立宪政体—— 基督教政治哲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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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二)
·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简报(2007年第5号)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三)
·真实的宗教裁判所,与今日的共产党——与天路客谈信仰之二
·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
·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电影《戈雅之灵》
·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重读《哈耶克文选》
·行过死荫的幽谷——为“六四”18周年而作
·声援葛红兵,重贴《东京审判》一文(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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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瞎眼的得看见:电影《盲山》
·信仰与中国复兴
·人若赚得全世界:电影《投名状》
·自由的传染性
·灰烬中的钻石:电影《卡廷森林》
·交出最后一个冬天:电影《贝奥武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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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瞎眼的得看见:电影《盲山》

   
   越揪心的电影,越不敢下笔。
   我为一篇文字的祷告时间,越来越长。苦难有多长,祈求就该有多长。所以知识分子的罪过永远是写给人的太多,说给神的太少。《盲井》之后,李杨以他的方式继续对一个瞎眼时代的记录。这次是被拐卖的四川女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陕西山村不断逃跑的故事。中午我问家里的钟点工,老家有没被拐的?李阿姨是我同乡,她说村子里有三个,一个被卖到内蒙,因逃跑被挑断了脚筋。家里5岁的孩子已经15了,天天说长大了要挣钱,把妈妈接回来。
   想起半年前李阿姨第一次来我家,她丈夫坚持要陪她上来,说别看这里人模人样,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坐在沙发上,他嚅嚅地说,“你们知道……最近……山西的黑砖窑……”
   原来黑砖窑离我的生活最近的一刻,只有0.5米。李杨说,盲就一个字,但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来形容人心中的漆黑。

   在某个意义上,李杨讲述的苦难,有一种当代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勇气,就是在“善良”这件事上,对于民粹主义的无情颠覆。和《盲井》一样,影片最震撼的冲击力,就是每一个在被拐卖的白雪梅眼里“禽兽不如”的乡民,都有一张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的脸。尤其那个和老伴一起把买来的姑娘按在床上,帮儿子黄德贵强奸的老父亲,真有一张最中国、最底层、最朴实,也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中变成人性乌托邦的“最善良”的脸。
   就如黑砖窑事件令人极震骇的,不是激发我们义愤的大多数“奴工”的遭遇,这“义愤”容易使人也自以为“义”起来。最震骇的乃是一个悲凉透骨的提问,“50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
   借用我的弟兄何当的回答:
   “在北京,50元可以买到:50根冰棍;25个煎饼果子;5张D5或者2.5张D9的盗版影碟;一张话剧学生专场票;半条美特斯邦威牛仔裤;八分之一个2G内存的三星MP3;二十分之一瓶100ml雅诗兰黛特润修护露;一百分之一台宾得K100D数码单反相机;四千分之一辆07款雅阁2.0轿车;或者,一万分之一套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
   但在黑砖窑的尽头:
   “你可以在十几小时的超量劳动之后,嫖一次跟你一样劳累不堪的小姑娘”。
   李杨的《盲山》被公映,或许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刺破了罪人对于人性乌托邦的想象,和对一个世俗的“他者”的道德偶像化。在最底层、最受压迫的大地深处,有一种人性的罪与盲,陷入一种普遍主义的光景。这光景无关乎阶级,无关乎身份,无关乎左右,也无关乎东方或西方,甚至也无关乎贫富:这个社会中最最弱势的一群被凌辱者,在他可以凌辱的人面前,是禽兽。
   在一种西方式的左翼文化中,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见解。若把古代以色列人的苦难与中国人的苦难作一比较,或许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人在灾祸中承认,“耶路撒冷城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当人性的乌托邦倒下,救赎的上帝就成为信心的唯一对象。而中国人无论受过什么苦,对人间的“义”之坍塌,也绝不认账。
   影片的第二个颠覆指向文化传统。李杨不怀好意地选了中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当年老子讲学、孔子拜师的陕西周至县作为拍摄地。当雪梅第一次逃跑,全村乡民一起追赶的时候,黄德贵的表弟,正在学校教孩子们诵读《孔子拜师》的课文。这个后来欺骗了雪梅感情的伪君子,对她说,“你的学问比我们村的人都大。我叫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故事里的第三重颠覆,指向国家权力。当收养猪费的乡干部来到黄家。被锁的雪梅在窗户后面呼喊“救救我”。干部说你家的事我管不了。转头对黄德贵说出了电影中叫人仰天长啸的一句台词,“拾掇媳妇,光说顶个球用。这就跟收费一样,必须上硬的”。
   这话如白描,描也白描。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处境,在古老文化的中心地带,家与国,在罪的结构中呈现出一种隐秘关系。到最后警察穿着制服来,也救不了人;第二次便装来,被全村围追堵截,把孩子留下,把母亲扔进面包车,落荒而走。被拐卖的意思,就是被裭夺了一切可识别的人的LOGO,身份证,公民权,血缘,知识,财富,等等。当这一切被拿走的时候,人的尊严如何继续成立?
   村里其他被拐卖的老乡,来劝雪梅。一个说,生了孩子,就不同了,你只能忍。一个说,活着真没意思。在我看来,影片的第四重颠覆,也许不是李杨的本意,就是对处境的颠覆。电影以描写极端的处境来颠覆处境的意义,意思是,如果人的灵魂与尊严,是被处境决定的,那么彻底翻转你的处境后,你活着还有没有意思?假设我们真要一辈子活在某种制度下,真要一辈子被关在大山里,电影怎么拍,人要怎么活?
   可惜李杨没有继续追问,他还是将肉身的“逃亡”当作对生命意义的挣扎和塑造。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格调。处境真的太尖锐,使人在抵达灵魂真相的途上,忍不住折回。但在第四重的颠覆上,你无法回避这个逻辑,宇宙人生若有确定的价值,这价值就必带给人信心,说人的灵魂,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尊严和自由。宇宙人生若没有这一确定性。离开影院人就恍惚了,我走在都市的繁华中,因着无数的LOGO而被识别;那我的意义,是否也只是一种可被褫夺的LOGO.
   当黄母跪在怀孕的雪梅面前,说“黄家永远感谢你”。你想黄家是什么呢,原来每个人都活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黄家”就如“国家”,不过是另一个LOGO罢了。
   一个人在他的处境里被褫夺得最彻底的,是十字架上,连里衣和外衣都被分了的那一位。但他却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就是灵魂胜过处境,恩典高于意志。
   2007-11-24写于成都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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