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我无法参加“中国维权律师与法治”研讨会。在两周前，我买好赴港机票的当天，一位学校领导向我表示，最好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主办者之一是反动组织，你去参会就是对这个反动组织的支持。”真是荒唐可笑。但我目前又只能作出一些妥协，因为上个月刚刚因为在一个案件中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被学校警告，学校副校长明确威胁要开除我。——我其实从介入人权工作开始，就有了进监狱的思想准备，哪里会怕他们开除！不过，我很不愿意离开讲台，离开那些渴望知识也渴望自由的年轻学子。除非保住这份工作不得不作出违背内心准则的事情，我不会轻易选择离开。而且，我也觉得还是尽可能在监狱外面做些事情；除非进监狱成为保持良知的唯一选择。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律师、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目前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做一些维护人权、推动制度进步的事情。我非常敬重为自由理念和保障人们而入狱的人，可是在中国的体制下，“做事”也许不是一个比“坐牢”更容易的事情。
   
   

    如果完全不顾学校的威胁，后果是很难明确预料的：也许什么事都没有，也许在多一次警告，也许到了学校容忍的底线而被开除。——这也是后极权时代中国政治运作的一个特点：自由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需要具体情景下的行动者进行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介入一个土地维权的案件，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可能遇到人身的危险，也可能没事；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可能被判刑或劳教（像高智晟、朱宇飙律师），也可能只被司法局警告一下而已；写一篇批评政府或揭露真相的文章，可能进监狱，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并不是说，采取风险最小的手段就一定是对当事人或整个社会最好的，而是说每个行动者、维权者要结合自己的具体环境对风险有个基本的判断。不同的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不同，对风险的评估也不同，采取的行动方式和策略也会有所不同。维权人士同时也是一个父亲或母亲，丈夫或妻子，儿子或女儿，经常要在职业角色、家庭责任和社会-历史责任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以未来的理想、纯粹的革命或集体的利益为借口而牺牲当下的、家庭的、个人的利益，这种悲剧发生的太多了。
   
   
    要有一个底线：国保曾有一次竟然要求我准备写什么文章先跟他们商量商量，我说，那你们现在就把我铐起来关进去吧。思想、良心和写作的自由是我最后的底线。我相信在制度的边界上进行行动，会增加个人的自由度，也会扩大社会的容忍度、促进制度的变革。承担一些可以承担的风险，在家庭责任和历史责任之间做出适当的平衡，就是在制度的边界上进行行动。我心底里有一幅图景：一个戴着脚镣跳舞的人，他的舞蹈、他的坚持、他的意志，终将使这脚镣崩溃瓦解。
   
   
    我曾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表达出这样的立场：维权运动不仅仅是维权律师的运动；它的主要构成力量，是那些为了失去的土地而抗争的农民、要求罢免村官的村民、反对非法拆迁的市民、要求平反冤案的访民、在网络上揭露腐败传播真相的网民，是那些要求法定权利、要求自由民主、渴望生活在真实之中的普通中国公民。因此维权运动即是旨在民主政治、保障人权的社会运动，也是伴随目前政治发展阶段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它不可能被彻底压制。维权应该坚持合法的、非暴力的、渐进的和理性的原则，重视公民社会的建设，重视法治精神的培育。没有坚实的公民社会和实践自由的现代公民，仅有制度构架或宪法文本的改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有捷径，只有在不民主的制度下实践民主，在不自由的制度下探索自由。
   
   
    人类的自由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大陆的自由，香港的自由也是不完整的；没有一部分群体的自由，其它群体的自由也是终将是虚幻的。在这里谨向那些坚守在维权第一线的朋友们，向关注中国命运感受中国的脉搏的朋友们，向那些与野蛮、遗忘和仇恨进行抗争的朋友们，表达敬意——因为鲜血、泪水和苦难没有把你们压垮。
   
   
    200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