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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英杰案,在多重反思中寻找契机

   
   
   备受关注的城管被杀案终于有了一审结果:崔英杰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可以说,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胜利者。

   
   海淀区城管副分队长李志强被刺中颈部而死,成为北京城管成立8 年来首位在执法过程中被杀死的城管人员。他在被市政府追认为烈士的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认为是城管野蛮执法的符号。
   
   23 岁的崔英杰在情绪激愤下的举动,不仅使自己面临漫长的牢狱生涯,也给家人带来了无限的伤痛。
   
   法院面对政府部门、被害人亲友以及公众舆论的多重压力,不得不做出对被告畸重的、民众可能容忍的最重的判决。
   
   将比较明显的故意伤害罪起诉成故意杀人罪的检察机关,和那个面对记者说出"崔英杰必须死"的城管干部一样,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崔英杰去蹲他的监狱,李志强去做他的烈士,记者和网民们去追下一个新闻热点,而商贩们还在担惊受怕中在城市的夹缝里讨生存,城管们仍然在继续着他们的粗暴和野蛮。——如果这样,崔英杰案的复杂性、可能展示的社会意义就被忽略了,该案所提供的对社会制度进行多重反思的契机也失去了。
   
   比如说,司法独立的问题。行政部门为什么干涉或影响司法机关的判决?政府追认李志强为烈士的做法是否合适?法官如何才能不受法外力量的干预?民众影响司法就一定是正当的吗?如何处理司法独立和民意的关系?如何在制度上防范政府部门和民众的非正当影响?
   
   比如说,死刑制度的问题。如何使"慎杀"政策落到实处?死刑是不是太多了?死刑一定具有威慑力吗?保留死刑的正当性在哪里?杀人偿命的死刑观是否需要转变?
   
   比如说,人权保障的问题。"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如何制度化规范化?城管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敌?
   
   比如说,社会保障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公平的吗?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机会?为什么崔英杰们被逼到了绝路?
   
   比如说,户口制度的问题。城乡分立的户口制度是不是公平的和有效率的?是不是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何时归还农民的国民待遇?
   
   最重要的是,崔英杰案应该成为对城管制度进行民主讨论、反思和变革的绝好机会。
   
   从法律角度看,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是成问题的,城管部门本身的合法性都存在争议。城管没收小商贩的经营性财产、禁止他们再从事这方面的经管活动,也违背行政许可法等相关规定。而在执法中经常出现的对小商贩进行殴打、伤害和限制人身权利的做法,更是违法行为甚至构成了犯罪,造成怨声载道。更根本的地方在于,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为了所谓的社会秩序,我们社会中最被脆弱的群体、成千上万的公民,被驱逐、被关押、被没收财物、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涉及到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政治共同体的性质:政府和社会、公民是什么关系?政府的角色和市场的角色如何分工?有和公民的生存权相背离的集体利益和城市形象吗?公共政策应该如何制定?社会如何才能和谐?
   
   在孙志刚案、佘祥林案中人们往往感慨:为什么在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后才开始反省?崔英杰和李志强都是城管制度的受害者;他们绝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但我们也许不希望未来的人们在翻到崔英杰案这段历史时充满疑惑:为什么在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后,竟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反思和变革?人们希望一个避免崔英杰式悲剧的制度;而任何真正的制度变革,都应该建立在基本的人道关怀和健康的公众讨论的基础之上。
   
   
   
   《新快报》2007年4月11日,《崔英杰案中,没有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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