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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吃人的是罪恶的政治,并非政治都吃人
·需要民主与法治的不是“中国梦”,而是中国,
·改革,革什么?就是革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
·改革就是革掉共产党!
·共产主义也是一个理,这个理天然反改革!
·答王淮伟《如果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这样的国还是不爱的好!
·潘汉年爱国爱出24年大牢
·这国该不该受?请去查中共早期文件、史料----看
·也谈真、善、忍
·怎么打虎也救不了党,因为党的不合理法才是危机的正根!
·“宇宙真理”所说就是真理都是普世的!
·其实普世性就是合法性!且绝对合法性!
·是国家在地球上,不是地球依附在国家!
·人能说话,故可有敌对势力;可环境大气无言呀
·周永康行为又一次证明:互作用是一切政党的生命之源
·薄熙来,周永康都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呀!
·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与信念即基督教的来世天堂说
·谁来对周、薄进入最高层负责?
·共产党何曾有过让人兴风作浪的雅量?
·周永康是西方敌对势力在党政军中培养“魅力领袖”?
·老虎吃了、伤了的的人呢?昭雪冤案更紧迫!
·原来“分配不公”是西方敌对势力捣的乱!
·“分配不公”造成了人民拥护、社会融洽、国家安全!超牛!
·三个“总”都讲亡党亡国,但心理状态各异
·这“十面霾伏”是西方还是东方……敌对势力?
·党若亡了,习近平还能不再是习近平了吗?
·“以法治贪”治不了贪!因为“法”并不=自身合法
·人立的法并不是第一原则,未必合法
·朝鲜与周、薄事件证明----一党不是党!
·革命合法性即抢劫合法性!
·“杀张成泽乃朝鲜内政”,实是恶狼惜恶狼!
·不包含平反冤、假、错案的打虎不具有人民性!
·“形式、官僚、享乐、著靡”都只是风气而不是主义!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句子通不通?
·“三代表、科学观、中国梦”就是四凤!
·改造大学新闻,是对人类伦理根系的摧残!
·改造大学新闻系,是对人类伦理根脉的摧残!(2)
·邓、江、胡的不同行为,却是同一个呼唤----
·邓、江、胡间的斗争就是对多党制的呼唤!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不了改革!
·章立凡把话说倒了,应为“共产主义是毛泽东的负责产”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1)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周、薄也喊“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
·是共产主义犯法还是“异见人士”犯法?
·“革命”与“正能量”都是本己性自涵
·雾霾攻陷中国,证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形式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最典型的煞有介事!
·科学在心外可操作,是器,谓之形而下;“观”呢?
·“不做李自成”不过就是张决心书
·做了李自成又有何妨?只要人人过得好。
·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这份文件是“历史顺势还是逆势”下的?
·既是官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对“敌对势力”亮剑?
·政治局会议承认自已是恶覇坏蛋
·胡德平注意:理论只有有效性,没有先进性。
·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李源潮也是满嘴屁话!共产党可真是烂到了头发稍!
·从来就没有群众路线这回事
·说党的纯洁性本质上就是欺蒙性
·只要“特色”就绝无民主!(不管什么特色)
·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只要一党,它就肯定是违法的!
·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我在推特上的帖子及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人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就这个好法吗?
·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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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很腻歪,我很委屈


   孙丰:这个题目很腻歪,我很委屈
   “《老虎》孙维邦与中南海的爱情”,这题目就叫人不舒服使我深感难堪。这些天感冒连着发烧,没能上网,有人告诉我《老虎》上有一篇对我的调侃,像是恭维,可能引发误会。打开一看,就觉老范是在拿人寻开心。我觉国内每天都发生些令人惨不忍睹的案件,异议或卫权人士呼天喊地的,那么惨忍的童奴案结果不了了之;失地、失房者与地方豺狼拿命相撕咬了;新建的桥梁连着坍塌;潘岳发出的环境恶化达到极限的警告……可胡锦涛政权又陷于权斗不理正事毫无作为……这种形势下怎么还有心思去搬弄别人的隐私,写些远离现实的陈谷子烂芥末,叫人弄不明白图个啥?再说:友人聚会闲谈是一回事,气氛的发酵更多的是情谊方面;史料是另一回事,必须排除任何情感,保证资料的客观性。友情聚会发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特定的气氛决定了它的私人化性质--它不是、也不能成为对公共负责的历史资料,我觉这
   样做太不严肃,也太伤人。

   这篇记述其实没一点史料性。我从两方面不满此文:一是叫人一看我有在背后抄作之嫌,因这题目太花稍,太若眼,大不正经,这不是故意剌激眼球吗?而且也显得我狭作,不正道。其二是涉及民运圈的一些人士,在我想,写书收集的材料只作材料,作者须用自己的人格重新按排而后出现,不能让所写的人来承担其中的责任,这会造成朋友们互相间的误会、积怨。所以须予说清--
   1、没有“魏不肯”这回事
   七九年三月十三日下午,我走到西单看了所有的张贴品,后就贴我的大字报。我看到魏京生把腿打在自行车上,与路林在卖《探索》(后路林说就是他俩),我并没请他们来帮忙,有围观的人要帮我没接受,后来《启蒙社》的李家华出来帮过,他说右边那长诗是他写的,所以我接受了。根本就没有我想让魏帮帮忙,“魏不肯”这回事。
   2、我当时被两封信所吸引:
   回青岛后收到许多信,有两个人的我特别注意,一个是徐文立的,一因行文龙飞风舞(从日常意义说徐的字很好,但不是训练规范水平的),二就是范说的那句话,我从这句话掂出此人的个性、气质,有政治上的要求,又显出组织上的潜能,有分量,所以才有人以群分而成为执友。
   二是《戏剧报》的主编,对他只是因字写得太好,太好;不仅隽秀,而且有种可爱的笨劲、愚气,透出一种良善,诚实、灵气,我爱不释手。我是说过头一天还有王军涛的信,因为没有持别的方面,只是一提。我与徐同龄,有相同阅历,当然容易彼此接受。在阅读了手刻的《四五论坛》和铅印的《北京之春》,就更多地接受了《四五论坛》附带上徐文立。范与我通话问些往事,我只是回答被问及的事,是种旧情回忆,不含一点要对之负责的心理准备,我和徐个性气质是有不同,但我若没政治上的“野心”又怎会与他“臭味相投”呢?只是我的组织能力是通过文字,不经意地撒播,不求直接、具体的功效,有种“无为”的色彩,而徐直接的就是活动罢了。
   3、我与范的关系
   03年什么时间看到过范在网上找我的帖子,但我没与他联络。不久接到他的电话,说是从洪哲胜处找到联络方法,总共通了三、四次。在我这方面是旧友重逢,叙谈往事,在他却是有准备,他好像是说过要问一些情况以对历史负责的话。因我的以往全无密秘,核对旧事呗,也就没往深处想。他要我帮他与黄河清建立联系,我想:黄河清恨不能扒光你衣服扔你到光天下,这可不好办。就说人家不一定愿意,劝他不必。他说他与黄很好,有很深的友谊,保证黄能很高兴地接纳他,我深知黄河清的伶牙利齿决不可能有妥此胁的雅量,若真去联系会自讨没趣(他们圈子的事与我无涉,但那些底细,乃至具有证明性的东西我万般无奈地看过)。我虽有黄的邮址和电话却没联系过,我不想重新恢复这个圈子。当时他并没说黄是“战略特务”。话说不出口,忙肯定不能帮。且在我出逃前李存荣、温定凯都去看过我,谈过范出狱后的事,并说他在香港。因我的《海浪花》上有范的文章,这是所以会发生联络的根据。
   4、曾因《七九年魏京生始末》误抱怨过徐文立,并与范吵,再无往来
   04年,见到《七九年魏京生始末》,我怀疑此文受徐文立影响,别人也有这种感觉。我与魏并无私人友谊,但厌恶这类含有人身式的揭发,魏又有说徐文立特务的话,范的文章就给人一种受徐影响的感觉,我很不客气的质问徐文立,徐很盲然,我就更火,并很武断地叫他去制止范,叫范别写这类易促成更加敌视的文章。徐感到很委屈,说根本不知情,我对徐的解释就更难采信。有一天在网上,范似东说这纯是他个人的行为,没一个人知道,我就很激动地责备他,认为没有必要写这些类西,老魏参加红卫兵还不到法律年龄,罪在老毛,今天指责就事关人身,净造成互相间的伤害,他说他要对历史负责,写作是个人自由,他说他写到我是因我与上海民运人物有密切的联系,是为澄清上海的人与事。并承诺写好先发给我核对,还说就在最近。此后再没通活。他也根本没履行承诺。
   从黄河清与他对骂中可见到:黄怀疑我与范有往来,勾通,认为我说他的什么事是上范的当。我借此说清:这就是责任,作者写书起码是自己来承担责任,不只是法律责任,还有道义的,误解等等方面的。范与人通话不是采访而只是了解,只是作者用来达到客观理解的材料,使所写更真实更严谨,不是借人之口来完成自己的计划。
   如果史料这么好建立,张戒两口子还用跑那么多国家,一页页地翻译那么多档
   案?何况对我的介绍里并没有可称为材料的东西,这纯属我个人隐私。
   5、对陈尔晋的事的澄清--
   范的原文是:“ 他们(指陈与我)早在七九年底就已经认识。陈尔晋拿著徐文立的介绍信到青岛来找孙维邦。孙一看到陈的长篇大论《特权论》,十分惊讶,听说陈尔晋才读了小学,全靠自学成才,更是十分佩服。但是二、三天后,孙的看法完全改变,认为陈是个阴谋家。后来,孙发表了《就目前形势致晏平仲的信》,陈就说孙「被邓小平吓坏了」。孙则回击说:「我交友的标準是不但搞异议运动,而且要品德好。陈尔晋掌权的话和共產党也差不多。」”
   实情是:被捕审讯已经结来,某一天却又提审,问的是陈的事,我估计陈刚被抓或陈案需要。范文中“陈就说孙「被邓小平吓坏了」”,是预审员学说陈的原话--指一月份他再来青岛,我支吾着不让他进门,把他带到公园山上赶他走的事。我这个“回击”是对预审员而不是对陈的。是为割断对陈来青岛的动机的追问所建的防线。可这个回答也的确是我现在对陈的立场,02年时我直接告诉过陈,陈也把我的手迹给人看过,但我决不会在网上谈论这层关系。陈文章里涉及我的,我承认发生过那些过程,但我还承认过程里那些内容在我没往心里记,我只是在敷衍他,因我从我心理方面已确认不能与他建立私人友谊,他说话我根本没听,只是不反驳,以把他打发走为原则。所以他说了些什么并没进入我的意识。这使我的回答无法与陈的交待相一致,警察又穷追,就只有上述回答才能说清我为什么回答不出他找我干什么,他都说了些什么。当时确是为抵挡审问,但这却是今天的事实--我现在与陈全无交往,范说的这些话又确是我与他现在的真关系--范有义务将之限制在他个人之内,他这么一说,岂不是我在背后攻击他人,在寻衅吗?我的立场是没有友谊可以躲开,可以不往来,干吗去寻衅呢?人与人的真关系是可以心照不宣的,为什么非剑拔弩张?我把真思想告给老范,他却把他与我的私谈捅到公共联系上?这不是史料是我的个人立场--他不是只为了解与上海人相关的史料吗?
   6、关于对徐文立的评价:
   “ 王希哲和徐文立似乎界於他们的中间,既不像陈那样激烈,也不像孙那样温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王希哲虽然也激烈地批评邓小平,一点不留情面,但其实是接近孙一边的,至少他当时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也是书生本色,独立特行的知识分子。徐文立表面很平和,作风也实在,有时候好像比孙维邦还温和,但在明眼人看起来,他时时露出争夺天下的雄心大志。
   孙维邦是徐文立最亲密的朋友,对徐算是了解的,他这样评论徐:「他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而是追求政治影响的人,处处以领袖的面目出现。」停了一会,他又说,「但是,我是敬仰徐文立的,因为通过坐牢我觉得徐文立的看法是对的,坐牢之前我的觉悟没有他那麼高。」”
   这里的话所要完成的是对个人才能类型的区分:人的活动和才能的适用领域不相同:我孙维邦是以理“值”的真假为追求目标和终极价值,所求是理性的可证性,属于专门型、学术型。而徐是活动家,其才能是自然混合型,只能在实际生活中获得表现,是在判断、机智、果干、远见诸方面,以对社会发生积极影响为终极,他具有群众领袖的某些品质,求的是实际功效。我说的真理根本不是人们日常说的那个“直理”,日常说的真理在理值上没有充分的可证性。我说的真理只限于道理“ 值 ”的真假,根本不是同价概念。我的文章被普遍地认为不同于大多数作者的文章,就在这里,我的意识是被《 纯粹理性批判》和《马哥尼科伦理学》严格洗涤了的。这一点在范头一次与我通话时就已说清:“你的文章与网上我们所有人的都不一样,你是专门的、学术的,许多重要句子我还没懂”。范就这样把我从学术上完成的区分给世俗化解释了。而且,他的文章的秩序是由他来奠定--他对徐文立的评价已经在先得出,只是借我的话来完成支持,肯定罢了。我与徐文立情感再好,再有友谊,也不可能不存在距离--即我以理的真值为最高追求,他以实际完成为最高目标,在我认为若不在理上完成揭示,就不可能在实际方面达到目标,我曾经很认真地向徐表达过这些意思,但徐在接受上有相当的障碍,范老人家这么一说不就是我老孙把老徐说成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的投机家、野心家了吗?话是我说的,可是由老范剪裁的。
   7、关于付申奇也是真话,但味道上被别用了
   我回答对付申奇的问话,只限于他与我之间,是他要写书,我的介绍也只能供他了解,解释事件,以求真相,这是常识,是他写书,又不是我,凭什么用我的口气来指责别人?他是在让我来负他的评价的责任。他得知道大家都是熟人!事实是81年5--6间,《人民日报》为捕人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是说非法刊物的类型:(1)组织反革命集团的显然是徐文立、陈尔晋(当时我不知付申奇也有这类活动);那鼓动、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我想是指王希哲;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者是指我孙丰。这是不是我的一厢情呢?出狱后到了夏季我弟到青岛渡夏说他看《大参考》一篇报导我的文章是这么说的;八四年刘二安去青岛开谜协会,说他受审时抄了胡跃邦对我的一篇讲话是这意思;八五年冬我去刘二安家他竟把这篇讲话找到了,证明不是我自做多情。我并没有轻视付申奇的意思,但我知道我能造出些让人一读就休想忘的句子,所以《海浪花》才能在理性批判上留下足迹。他问我回答,是为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真相,不是为由他来公布别人与他的谈话。连付申奇曾经组过党我也是看了他写的才知道。那么当时的第一类型里也当然的包括付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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