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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2丶)《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2丶)《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2丶)《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2)《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心中有没有党”不是科学所能证明
·巴那马文件以科学名义宣布:“媒体、党校姓党”全错!
·欧洲共产主义又为什么会在一夜间骤然解体?
·评《人民日报》:《深刻把握,正面引导舆论监督的辩证统一
·川震灾款500亿哪去了?曰:姓党去了!
·雷阳死,是因自然世界本无“姓党”者
·只有存在“非理性看待”“必须理性看侍”才能成立
·“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
·共产主义不像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才垮台才危机
·崇志先甘生对我的质问
·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2)以“人民的名义”这个句子的逻辑功能
·3)凡“以人民的名义”者,肯定不是人民。
·习的“阴谋篡党”指控,先验地包含着一种逻辑颠倒——
·二、那么,反腐败到底应反什么?
·反腐败就是清理人的生存环境,纯洁文化
·四、习指控的“篡党”根椐的是什么?真正的根据又是什么?
·五、共产党的党性就是玩阴谋,耍权术、勾心斗角,挑战人类伦理
·“低端人口论”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与侮辱!
·六、凡政党就只有一个合法性——那就是“党”字所包含的思想
·七、凡政党都首先是一个知识或理,而后才是事实的党;
·七、(之二)
·八,习思想就是“两面派”基因或菌种的文化
·九、①共产党不是执政党。②能执政的永远是人,从来不是党!
·十、我们完成了在世上往下活的只是人,不是“党”,的当且仅当的
·习近平懂得什么是“思想”吗?
·习近平懂得什么是思想吗?(2)
·扒开包子皮,咱看看习“思想”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4)“独特的历史、文化…”也成不了高校“思想工作”的理由
·人是有德性的唯一物种。党没有德性只有合法性
·⑥只有实现天所赋予的性命,人生才有意义!
·对“朝鲜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支点”的纯粹知性的辩析
·“朝鲜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支点”所爆露的习的阴暗与残忍!
·“忠于党”和“不四分五裂”只是对相对意志的要求
·人无力纠正先天就错的知识,因人的能力是后天
·③根本就没有“治国理政”这一说
·“内涵段子事件”支持“共振”,但不支持“5.1”这个限定!
·有理也要让人三分!
·有理也要让人三分(之二)
·“迷思”不构成为有效知识,民运同仁务必注重咬文嚼字
·语言中并没有“迷思”这个词
·马主义是为把掠夺和迫害狡辩成“合法”而作的证明—
·(1)思与想并不是同一行为
·(4)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的毫不动摇就是坚持对人民的镇压与迫害
·夏业良袁红冰:《关于郭文贵现象的辩论》立论错误
·知识上的矛盾不能被直观,但能被思辩所证伪
·袁红冰是一位不知天高地厚,无一点自知之明……
·人只应讲理,不能讲政治。讲不讲政治人都不能逃避在政治外
·任何事物发展变化以及最终的可能都是由它的“是其自身”所规定。
·人只有做正派人的义务,没有忠于党的义务!
·不论什么党都只有人性,从来就没有党性这回事!
·老孙的台湾观
·真情只存于人心,假话全出于党性
·“党”只是“众理或万理”中的一个具体的理!
·老孙的台湾观(2)
·三、那能理想能信念的是什么?被理想被信念的又是什么?
·老孙的台湾观(3)
·老汉来追随一回习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党性”是特殊阶层的人从多数人那里趋利的一个说词
·到底什么是空话?
·“政党”不需要忠诚。也从没见过“忠诚于党”的先例!
·没有野心家哪来的政党?
·习的“存在野心家”与“不能投鼠忌器”犯了语义颠倒!
·吕柏林描述小麦“返青”,就是小麦的“现象”
·“一国两制”在理论上成不成立是个哲学问题,不是科学!
·“一国两制”的内涵就是1十1可=2,亦可=3
·提出“两制”的人只有心底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罪恶,
·评《新华社》:《坚决清除“两面人”》
·决心清除腐败和两面人的习总,你是几面人呢?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
·坚持什么样的底线来思维?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的“底线思维”到底是什么?
·省部级干部的底线思维只应是回答:共党该不该亡?
·安全在任何条件下都仅属于人!政治和意识形态从来不需要安全。
·人品习得论(一)
·人是先成了人之后,才能去“做人”
·“中央和国家”这两个“名”先天包含了“以政治为成立”
·字面的“大局意识”与习近平的大局意识
·人无论讲什么,都是用理来讲,所以理就是一切!
·只要“意识”就是对对象的认知的,不能靠树立来牢固!
·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正与意诚。不是党性!所以——
·实践政治根本就无标无准,又哪来的“硬杠杠”?
·“政治是人的存在两领域关系”,此定义也是老马所用的
·周孝正不懂真假说的是理。社会主义说的却是实际。
·《周孝正不懂“真假”说的是“理”》一文的用心
·“党”就是为搞阴谋鬼计才成立为党的!
·党纲、党章、理念、目的都不能为党提供合法性,因——
·建一个党是实际,所以不存在能不能建成的问题
·论习近平的“坚持初心”
·“孔孟的初心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共产党宣言》里最反动最具煽动性的两句话——
·答黄文麒先生:(以下是黄先生的批评。谢谢)
·“先进性”是“党”对非党者实施奴役的借口
·(2)民运到今天还只处在“反党”这个唯一立场上
·(3)政治关涉的只是有效性,哪有什么“崇高的政治理想……”?
·(4)崇高与高尚同义,习却把它们当成了两个独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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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很腻歪,我很委屈


   孙丰:这个题目很腻歪,我很委屈
   “《老虎》孙维邦与中南海的爱情”,这题目就叫人不舒服使我深感难堪。这些天感冒连着发烧,没能上网,有人告诉我《老虎》上有一篇对我的调侃,像是恭维,可能引发误会。打开一看,就觉老范是在拿人寻开心。我觉国内每天都发生些令人惨不忍睹的案件,异议或卫权人士呼天喊地的,那么惨忍的童奴案结果不了了之;失地、失房者与地方豺狼拿命相撕咬了;新建的桥梁连着坍塌;潘岳发出的环境恶化达到极限的警告……可胡锦涛政权又陷于权斗不理正事毫无作为……这种形势下怎么还有心思去搬弄别人的隐私,写些远离现实的陈谷子烂芥末,叫人弄不明白图个啥?再说:友人聚会闲谈是一回事,气氛的发酵更多的是情谊方面;史料是另一回事,必须排除任何情感,保证资料的客观性。友情聚会发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特定的气氛决定了它的私人化性质--它不是、也不能成为对公共负责的历史资料,我觉这
   样做太不严肃,也太伤人。

   这篇记述其实没一点史料性。我从两方面不满此文:一是叫人一看我有在背后抄作之嫌,因这题目太花稍,太若眼,大不正经,这不是故意剌激眼球吗?而且也显得我狭作,不正道。其二是涉及民运圈的一些人士,在我想,写书收集的材料只作材料,作者须用自己的人格重新按排而后出现,不能让所写的人来承担其中的责任,这会造成朋友们互相间的误会、积怨。所以须予说清--
   1、没有“魏不肯”这回事
   七九年三月十三日下午,我走到西单看了所有的张贴品,后就贴我的大字报。我看到魏京生把腿打在自行车上,与路林在卖《探索》(后路林说就是他俩),我并没请他们来帮忙,有围观的人要帮我没接受,后来《启蒙社》的李家华出来帮过,他说右边那长诗是他写的,所以我接受了。根本就没有我想让魏帮帮忙,“魏不肯”这回事。
   2、我当时被两封信所吸引:
   回青岛后收到许多信,有两个人的我特别注意,一个是徐文立的,一因行文龙飞风舞(从日常意义说徐的字很好,但不是训练规范水平的),二就是范说的那句话,我从这句话掂出此人的个性、气质,有政治上的要求,又显出组织上的潜能,有分量,所以才有人以群分而成为执友。
   二是《戏剧报》的主编,对他只是因字写得太好,太好;不仅隽秀,而且有种可爱的笨劲、愚气,透出一种良善,诚实、灵气,我爱不释手。我是说过头一天还有王军涛的信,因为没有持别的方面,只是一提。我与徐同龄,有相同阅历,当然容易彼此接受。在阅读了手刻的《四五论坛》和铅印的《北京之春》,就更多地接受了《四五论坛》附带上徐文立。范与我通话问些往事,我只是回答被问及的事,是种旧情回忆,不含一点要对之负责的心理准备,我和徐个性气质是有不同,但我若没政治上的“野心”又怎会与他“臭味相投”呢?只是我的组织能力是通过文字,不经意地撒播,不求直接、具体的功效,有种“无为”的色彩,而徐直接的就是活动罢了。
   3、我与范的关系
   03年什么时间看到过范在网上找我的帖子,但我没与他联络。不久接到他的电话,说是从洪哲胜处找到联络方法,总共通了三、四次。在我这方面是旧友重逢,叙谈往事,在他却是有准备,他好像是说过要问一些情况以对历史负责的话。因我的以往全无密秘,核对旧事呗,也就没往深处想。他要我帮他与黄河清建立联系,我想:黄河清恨不能扒光你衣服扔你到光天下,这可不好办。就说人家不一定愿意,劝他不必。他说他与黄很好,有很深的友谊,保证黄能很高兴地接纳他,我深知黄河清的伶牙利齿决不可能有妥此胁的雅量,若真去联系会自讨没趣(他们圈子的事与我无涉,但那些底细,乃至具有证明性的东西我万般无奈地看过)。我虽有黄的邮址和电话却没联系过,我不想重新恢复这个圈子。当时他并没说黄是“战略特务”。话说不出口,忙肯定不能帮。且在我出逃前李存荣、温定凯都去看过我,谈过范出狱后的事,并说他在香港。因我的《海浪花》上有范的文章,这是所以会发生联络的根据。
   4、曾因《七九年魏京生始末》误抱怨过徐文立,并与范吵,再无往来
   04年,见到《七九年魏京生始末》,我怀疑此文受徐文立影响,别人也有这种感觉。我与魏并无私人友谊,但厌恶这类含有人身式的揭发,魏又有说徐文立特务的话,范的文章就给人一种受徐影响的感觉,我很不客气的质问徐文立,徐很盲然,我就更火,并很武断地叫他去制止范,叫范别写这类易促成更加敌视的文章。徐感到很委屈,说根本不知情,我对徐的解释就更难采信。有一天在网上,范似东说这纯是他个人的行为,没一个人知道,我就很激动地责备他,认为没有必要写这些类西,老魏参加红卫兵还不到法律年龄,罪在老毛,今天指责就事关人身,净造成互相间的伤害,他说他要对历史负责,写作是个人自由,他说他写到我是因我与上海民运人物有密切的联系,是为澄清上海的人与事。并承诺写好先发给我核对,还说就在最近。此后再没通活。他也根本没履行承诺。
   从黄河清与他对骂中可见到:黄怀疑我与范有往来,勾通,认为我说他的什么事是上范的当。我借此说清:这就是责任,作者写书起码是自己来承担责任,不只是法律责任,还有道义的,误解等等方面的。范与人通话不是采访而只是了解,只是作者用来达到客观理解的材料,使所写更真实更严谨,不是借人之口来完成自己的计划。
   如果史料这么好建立,张戒两口子还用跑那么多国家,一页页地翻译那么多档
   案?何况对我的介绍里并没有可称为材料的东西,这纯属我个人隐私。
   5、对陈尔晋的事的澄清--
   范的原文是:“ 他们(指陈与我)早在七九年底就已经认识。陈尔晋拿著徐文立的介绍信到青岛来找孙维邦。孙一看到陈的长篇大论《特权论》,十分惊讶,听说陈尔晋才读了小学,全靠自学成才,更是十分佩服。但是二、三天后,孙的看法完全改变,认为陈是个阴谋家。后来,孙发表了《就目前形势致晏平仲的信》,陈就说孙「被邓小平吓坏了」。孙则回击说:「我交友的标準是不但搞异议运动,而且要品德好。陈尔晋掌权的话和共產党也差不多。」”
   实情是:被捕审讯已经结来,某一天却又提审,问的是陈的事,我估计陈刚被抓或陈案需要。范文中“陈就说孙「被邓小平吓坏了」”,是预审员学说陈的原话--指一月份他再来青岛,我支吾着不让他进门,把他带到公园山上赶他走的事。我这个“回击”是对预审员而不是对陈的。是为割断对陈来青岛的动机的追问所建的防线。可这个回答也的确是我现在对陈的立场,02年时我直接告诉过陈,陈也把我的手迹给人看过,但我决不会在网上谈论这层关系。陈文章里涉及我的,我承认发生过那些过程,但我还承认过程里那些内容在我没往心里记,我只是在敷衍他,因我从我心理方面已确认不能与他建立私人友谊,他说话我根本没听,只是不反驳,以把他打发走为原则。所以他说了些什么并没进入我的意识。这使我的回答无法与陈的交待相一致,警察又穷追,就只有上述回答才能说清我为什么回答不出他找我干什么,他都说了些什么。当时确是为抵挡审问,但这却是今天的事实--我现在与陈全无交往,范说的这些话又确是我与他现在的真关系--范有义务将之限制在他个人之内,他这么一说,岂不是我在背后攻击他人,在寻衅吗?我的立场是没有友谊可以躲开,可以不往来,干吗去寻衅呢?人与人的真关系是可以心照不宣的,为什么非剑拔弩张?我把真思想告给老范,他却把他与我的私谈捅到公共联系上?这不是史料是我的个人立场--他不是只为了解与上海人相关的史料吗?
   6、关于对徐文立的评价:
   “ 王希哲和徐文立似乎界於他们的中间,既不像陈那样激烈,也不像孙那样温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王希哲虽然也激烈地批评邓小平,一点不留情面,但其实是接近孙一边的,至少他当时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也是书生本色,独立特行的知识分子。徐文立表面很平和,作风也实在,有时候好像比孙维邦还温和,但在明眼人看起来,他时时露出争夺天下的雄心大志。
   孙维邦是徐文立最亲密的朋友,对徐算是了解的,他这样评论徐:「他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而是追求政治影响的人,处处以领袖的面目出现。」停了一会,他又说,「但是,我是敬仰徐文立的,因为通过坐牢我觉得徐文立的看法是对的,坐牢之前我的觉悟没有他那麼高。」”
   这里的话所要完成的是对个人才能类型的区分:人的活动和才能的适用领域不相同:我孙维邦是以理“值”的真假为追求目标和终极价值,所求是理性的可证性,属于专门型、学术型。而徐是活动家,其才能是自然混合型,只能在实际生活中获得表现,是在判断、机智、果干、远见诸方面,以对社会发生积极影响为终极,他具有群众领袖的某些品质,求的是实际功效。我说的真理根本不是人们日常说的那个“直理”,日常说的真理在理值上没有充分的可证性。我说的真理只限于道理“ 值 ”的真假,根本不是同价概念。我的文章被普遍地认为不同于大多数作者的文章,就在这里,我的意识是被《 纯粹理性批判》和《马哥尼科伦理学》严格洗涤了的。这一点在范头一次与我通话时就已说清:“你的文章与网上我们所有人的都不一样,你是专门的、学术的,许多重要句子我还没懂”。范就这样把我从学术上完成的区分给世俗化解释了。而且,他的文章的秩序是由他来奠定--他对徐文立的评价已经在先得出,只是借我的话来完成支持,肯定罢了。我与徐文立情感再好,再有友谊,也不可能不存在距离--即我以理的真值为最高追求,他以实际完成为最高目标,在我认为若不在理上完成揭示,就不可能在实际方面达到目标,我曾经很认真地向徐表达过这些意思,但徐在接受上有相当的障碍,范老人家这么一说不就是我老孙把老徐说成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的投机家、野心家了吗?话是我说的,可是由老范剪裁的。
   7、关于付申奇也是真话,但味道上被别用了
   我回答对付申奇的问话,只限于他与我之间,是他要写书,我的介绍也只能供他了解,解释事件,以求真相,这是常识,是他写书,又不是我,凭什么用我的口气来指责别人?他是在让我来负他的评价的责任。他得知道大家都是熟人!事实是81年5--6间,《人民日报》为捕人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是说非法刊物的类型:(1)组织反革命集团的显然是徐文立、陈尔晋(当时我不知付申奇也有这类活动);那鼓动、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我想是指王希哲;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者是指我孙丰。这是不是我的一厢情呢?出狱后到了夏季我弟到青岛渡夏说他看《大参考》一篇报导我的文章是这么说的;八四年刘二安去青岛开谜协会,说他受审时抄了胡跃邦对我的一篇讲话是这意思;八五年冬我去刘二安家他竟把这篇讲话找到了,证明不是我自做多情。我并没有轻视付申奇的意思,但我知道我能造出些让人一读就休想忘的句子,所以《海浪花》才能在理性批判上留下足迹。他问我回答,是为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真相,不是为由他来公布别人与他的谈话。连付申奇曾经组过党我也是看了他写的才知道。那么当时的第一类型里也当然的包括付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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