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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垮不垮台，是客观的历史进程问题
孙丰：共产党垮不垮台，是个历史进程问题
进程不能靠人力阻碍，也不能揠苗助长
所以不能问共产党垮台了我们怎么办
１、为什么说这个提问是一个伪问题？
在我跟贴回答后你又说：“仍有两个问题 ，一、如果“去食”不是让人饿
死，何来“自古皆有死”，我们学《论语》，可不能学于丹那样去歪曲。
二、我讲三种可能的答案，并没有限定你的思想，只是请问按你的理解，
如果大家都讲实话，共产党政权会不会垮台，如果共产党政权立即垮台，
拙文中的预测对不对，你好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又对胡平君与
我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如果目前共产党政权即刻垮台，对中国意味着
什么》，认为如果不能和平转型，代价将更大，敬请两位拨冗批判”。
⑴、潜藏在你的“如果大家都讲实话，共产党政权会不会垮台？”背后的
是什么？
我与海壁先生所看到的是同一个前景：共产党必然垮台！
我想问你：在敞开性與论面前共产党垮台这个趋势意味的是什么？
我不知你能否和我一道承认：它意味的就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始原上的理性
矛盾，它必然垮台就是它在法理上非法性的证明。
我们的主观能力能挽救从始原上就非法的东西吗？况且，既然它非法，我
们还有延续它的理由吗？就我们的主观能力来说，只有促成它更早的灭亡
的责任，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找不到延续它的寿命的理由。至于你的预测，
毕竟只是预测，它可以纳为我们制定运动的方略中，却不可成为我们裹足
不前的理由，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预测做为思考克服各种可能灾难
的所依据的材料，把这些可能性纳于我们行动的对策中，建立阻止灾难发
生的理论，最大限度的去避免它，化解它或在运作中吸收它。不错，我们
不是算命先生，也没有上帝或玉皇大帝那样的神通，有失算的可能。但即
使失算我们也不能为一时的苟安而继续容忍暴政：我提醒海壁先生：对共
产党的迁就是以人民的现实灾难为条件的：你不至于看不到每天发生的那
些暴行吧：警察、官员可以随意地打死人，强奸学生然后杀人灭口都立不
了案，相当高级的官员互相陷害，乃至买凶相人……这个世道叫人怎么往
下活呢？中国经济是处在发展的时期，可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都到哪些人手
里去了？有多少人治不起病？可每年被吃喝嘌赌了的钱足以解决全国的医
疗呀！难道沦为乞丐，沦为上访大军的那些同胞就不是我们的同胞？不值
得我们同情？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是这个制度堵死了解决的可能。
胡平送给你那句活“暴政酝酿动乱，相对于动乱…… 暴政似乎是较小的恶
，于是暴政就有理了，于是，暴政就自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存在的理由”
可真是入木三分，你的提问就是建在“暴政酝酿动乱，又相对于动乱……
”这个心理错位上。我请你承认你说的“宁肯要国家，要人民活命，而暂
时放弃信用”其实是以天天发生的没饭吃为条件的。
２、如果你承认共产党是现实中的事实
那它就有自身的客观性
它的客观性才是它的前途的根据！
做为事实政党不是客观世界中的，是人用主观能力创建的。但是除非它没
被创建，一经被创建，它也就同步地具有了客体性。
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现实中的一个政治集团，而且它还是把把持国家，驾驭
整个国家的力量，因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有着自身固有客观性质的事实
，这些性质也就表现为它的生命力。它在无限宏远的历史进程中将有怎样
的表现，怎样的前途，不是能从外部加给的，而是由它的内在的固有必然
性决定的－－这就是讨论你的问题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你那感官所经
验到的：如我孙丰流者所“坚持的孔夫子的路线，人固有一死，老死晚死
差别不大，民无信不立”就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等所以有这样的“坚持
”（坚持在你看来是人的主观发动），就不再是我等的主观发动，而成为
历史进程的客观使命的召唤－－我等不过是被进程召唤进来追随由它规定
的任务做的。如果客观的中国历史不出现这样的政治形势，客观形势不提
出实现宪政这个历史使命，怎么会有我们的努力呢？即使我等又喊又叫也
不能引起什么波澜呀！揠苗不能促成成熟，成熟也不是因为揠苗！
同是政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即四百年前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它们为什
么就不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在英国那种放个屁都逃不过媒体的追踪的
迪件下，也没见與论使它们垮台，相反與论倒不间断地给它们输入新的血
液，使古老政党的生命始终常绿。言论的自由可曾有向它们提出如你所提
的问题吗？就因它们在理性的范围内无矛盾，它就面对不着它应否存在下
去的考验，历史的进程涉及不到对它是否合法的质疑。
其实，你的言论已经肯定了我等的“反共”不是出于情感意志，而是由共
产党做为理性原则内在的矛盾所引起。你说：“事实上，从苏东波的经验
看，一旦开放舆论，共产党政没有不垮台的，中国政府在背离马列主义或
者在言行不一方面比这些共产党政府都走得更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会意外地不垮台”。你就已经承认了共产主义从始
原上就非法，承认了反共不是我们的主观故意，而是历史进程的召唤。那
么就不是要不要反共，而是如何更准确地把握历史进程完成共产解体，如
何在共产解体的日程中找到化解矛盾和避开灾难的方略。
既是历史的使命，那就是不可以避免的，你就不能向意志提出这个发问。
人都是受人性本性规定－－人人都天然趋福避害，但凡有一线生机谁愿意
去受苦，去遭罪？我个人就是因怕吃苦、受罪，而躲开了八九民运，可还
是被关了十年，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偶然，我也可以接受这个偶然。可是监
狱里的偶然分子太多太多，这么大的偶然概率就直逼共产这个主张－－
没有它的内在矛盾怎么会有这么多偶然冤案？很难说那个国家领导人天生
有抓人害人的嗜好。甚至我也承认就是邓小平也没有杀人的瘾－－枪炮声
惨叫声总不若音乐来得爽人心肺，虽然他戎马一生已不把杀人当回事，但
能不杀人总不是让人难以受用的事吧？可屠杀还是发生了，何哉？就是因
为共产主义做为社会的总主张是一个始原上的矛盾，它所支撑的这个社会
大复的理性内部和它支撑的机制都处于或包含着深刻的对抗。正是中国社
会的运转，使链条上的各环节陷于实践上的冲突。如果握有实权的那些分
子有起码的开明，就可能发现和缕顺矛盾，就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出现“和
平转型”。让我们痛心的是邓小平及其遗老集团没有经受开明的洗礼，没
学会对自身理性的反观，不能从理性批判的角度来处理和化解这些冲突，
可这些对抗又不能不解决，终于在和平条件下开枪杀人。
但社会主义制度做为这一机制的原则，其内部的矛盾并没被揭露，相对抗
要素并没被缕顺，矛盾只是被捆缚着，得不到表现的机会。就因它没有表
现的机会所以它才要拚命寻找，正因它没有合法证明矛盾的可能它才不能
不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顽固的表现。我要说，这就是历史进程的规定性
，在这个进程中起作用的是规律而非“敌对势力”。
我要说，只说答案的话，已在你的诘问中，并且正是你所扫兴的。只是你
只有我做何种回答的准备，而我却是对这个答案做出理性的证明－－不是
我故意地想说你提出了一个伪问题，它实际上的确是一个伪问题。
说它是伪问题这只是一个回答，我所要作的却是通过理性规则的证明来支
持它是伪问题这个结论？它伪在什么地方？对着什么它才构成为伪？
如果把你的问题还原回形成它的背景中，你还会那样看和那样提出问题吗
？在我看来，即使谈论的还是那个问题，却因立场的转换而变成了－－
我们应如何来应对因共产党的垮台而带来的震荡？
讲一点理论：
社会发展进程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统一：社会的任务与使命从来不是
由人主观地提出来的，无论围绕这一使命的努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个任务
都不是人能提出的。人类的历史也是按照不变的规律发展的。
而人的活动却往往受到欲望和情感的驱使，活动总是有目的的，自觉的，
可经验的。所以我们比较能看到人的有目的、自觉的活动，却很难触到目
的背后的不变规律－－其实人的活动是应着社会的任务或使命的召唤而形
成的。从我们历史的第一页往下翻，你找不出一件重大的历史事变是由某
个杰出人物单凭他的个人才能就号召组织起来的。总是先由历史提出任务
，再由历史任务酝酿和选择适合于承担这一任务的杰出人物。以陈涉、吴
广来说，首先是秦朝末年的暴政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使社会失去秩序，
民不聊生，社会的维持已成了问题……这个客观的形势就规定了它的任务
和使命－－去寻找重建秩序的机会，为生存着的人找出出路－－这就是任
务。历史进程通过这一形势来吸引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当然这种选择里
也有相当大的偶然，如果不是降雨阻得了陈涉、吴广及所带的农民工，可
能光荣就不会属于大泽乡，但起义却是不能避免，重建秩序也是不可阻挡
的，所以历史的外貌有另一个样子的可能，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不会改变
的，始终如一的。
由康梁变法所展示的历史任务－－即在我国实现民主。虽经百余年的历史
大交量，却始终没有实现，只要某一任务确实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
是不会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泯灭的，它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完满
的形式组织群众，聚集贤达，顽强地去实现自己。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就是
我们民族民主进程的未竞事业，差不多已到了最终的决战的关头，越是最
后关头，我们面临的处境就可能更为残苦和壮烈。
但我个人相信民主阵营中那些有觉悟的分子早就把海壁先生提到的这个问
题纳入了战略思考，我们虽不知道这种思考是否臻于成熟，但相信一个拥
有十四亿众的民族不乏英杰之士。一定能培育出与它的规模和任务相适应
的分子。再者，共产党的覆灭既是历史的任务，任务或使命的自身也会造
就出适合这一任务的战略构思和战略家。
当然这不是拒绝对困难的估计，而是在这种估计之上的信心。
一个民主制度的中华民族正从暴政中脱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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