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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否定个人本位的传统伦理”与“追求自我价值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逻辑断裂,这种断裂成为重新构建个人与集体(社会)关系(即以“契约”为核心的现代化制度)的障碍,由这种断裂引发的认知混乱成为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困境的一个诱因。

   4-2:道德的失范——原因及其结果

   传统道德体系失范与新道德体系建构迟滞之间的空缺导致当代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混乱。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混乱”。[高兆明《简论“道德失范”范畴》]虽然“道德失范”被越来越多地关注,但是对于“道德”含义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道德失范的原因及结果的不同判断。我们认为,下面引述的观点可以看作当代中国主流社会对当代中国道德失范现象产生原因的“共识”理解。

   “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成了‘社会人’,由此带来的是人的社会选择多元化,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社会的流动自然地就使原来的‘熟人’社会演变成了‘陌生人’的社会,使得原来的一些道德规范失去效力;社会阶层开始重新划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部—工人—农民’职业分层模式逐步地演变成以利益为核心的层级划分体系。人们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与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也相应地有所不同,社会角色的急剧转变也难免导致行为选择的某种混乱。另外,社会转型期作为一个非常时期,既有新旧价值观的交融和激荡,也有本土价值观和外来价值观的冲击和碰撞。在现实之中,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占据一定的领域,开放带来的外来价值观也在试图努力占得一席之地。于是就出现了各种价值观并存、相互争夺优位的局面。价值取向的迷惘导致了精神无所依托的状况。”[唐凯麟、龚长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第十章:道德失范与社会安全》]

   “由于‘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文化理念被片面地宣传和贯彻,使得社会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也并没有真正地与本来就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协调发展。而‘文化大革命’几乎是彻底地将社会主义文化摧毁了。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西方市场经济文化蜂拥而至,文化震惊、文化眩晕、文化迷茫等现象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度里又一次出现了。原本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西方文化或者被奉为至宝,或者被贬为糟粕。一方面要‘全盘西化’,一方面要‘弘扬国粹’,‘文化论战’又一次重新开始了。而潜藏在‘文化论战’背后的则是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崩溃,人们行为的无所适从,对行为评价标准的‘无可无不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道德失范’的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唐凯麟、龚长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第十章:道德失范与社会安全》]

   “建立在原有权威体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分配制度,即社会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目标所提供的设施和机会并没有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完善起来。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那些既得利益阶层肆无忌惮地掠夺和浪费社会资源,而那些‘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和‘社会底层集体’则不仅难以获取社会资源而且日益边缘化。这样,一方面是带有优越感的‘道德失范’,另一方面则是具有报复心理和‘破罐子破摔’式的‘道德失范’,两者的结果都属于那种所谓的‘蹂躏道德’。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腐败,不仅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起到了消极的示范效应,助长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而且降低了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将原本具有补救‘道德失范’作用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这无疑更加剧了社会的‘道德失范’。”[唐凯麟、龚长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第十章:道德失范与社会安全》]

   然而在对上述观点分析之后,我们认为,作者行文时并没有对“道德的目的”、“道德的正当性来源”等问题给予清晰的界定。正是在众多对“道德”本身含混的表述中隐含着深层的观念混乱:道德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倡导人们节制欲望、还是鼓励人们在长时段的背景下实现欲望满足?道德的正当性来源是什么——它是源自圣人的教诲或上天的启示、还是来自人们对如何实现自我利益的理性探索?对上述对立的立场加以剖析,或许能够窥见到当代中国社会面对道德失范现象时的内在分歧。

   首先,道德失范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对“道德”定位的分歧。传统道德是对个人的欲望企求、权力意志加以压制的工具,它的存在基础是集体本位和内敛化价值观;现代道德是“用长时段取代短时段作为衡量个人利益背景”的工具(即道德的工具化和非神圣化),它的存在基础是个人本位和扩张性价值观。因此在一个追求现代化的社会里,鼓励欲望张扬的扩张性价值观必然瓦解以“节制欲望”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的正当性、造成追求私利的个体必然抛弃源自圣人教诲或上天启示的传统道德条例。试图用

   “压制个人欲望企求为主旨”的传统道德规范现代社会的个人行为,其结果只能是道德的无效和“失范”。

   “中国曾一直是以‘道’(价值准则)为先的社会,或者至少保持表面上的以‘道’为先。‘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之深刻无比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与几千年的轨道脱离,全面而不可逆地转变为以‘利’为先的社会。这个本质之变首先产生于意识形态的转变,并由国家政权推动和保障。在实际效果上,这固然有助在最短时间完成如此根本的转型,但却不能给‘道’以循序过渡的足够时间,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道’与‘利’的巨大冲撞。”[王力雄《渴望堕落: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痞子化》]

   其次,道德失范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对“道德”实施者的分歧。传统道德以等级和道德优越感为实施机制的依托,它的实施需要借助踞于等级阶梯高端的卫道士(即道德的诠释者)的霸权;现代道德以个人本位为基础,它的实施依赖于民众个体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感。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是曾经的“道德榜样”逐一破产、民众对等级霸权和道德优越感心怀拒斥,因此依靠卫道士行使道德监督的传统机制不再有效;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政策(如对公民自治组织的压制)和措施(如缺失个人本位的权力-责任机制)使得民众个体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感无缘提升,现代道德机制因此而缺失了实施主体(即基于民众自主意识和责任感的主动性、自觉性)。

   在传统中国社会,“道德”与“权威”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权威(卫道士)是道德的现实载体和维护者。中国传统道德机制的威力在于不断地制造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道德偶像,使民众因自卑(道德劣势)而拜倒在道德偶像之下,从而丧失与偶像制造者平等对话的勇气。然而,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道德的基础:在个性化理念冲击下,以维系等级、道德优越感为主旨的传统道德机制在崇尚“个性化”的时代变得摇摇欲坠。从维系等级、道德优越感出发的“竭力维护和补救传统道德”行动不仅没有挽救摇摇欲坠的传统道德机制,反而使中国陷于“道德真空”之中、使当代中国丧失创建新道德机制的时机。处于“道德真空”之中的原子化个人普遍奉行急功近利、唯利是从、狭隘利己的行为原则——这是一种既不遵循传统道德规范、又不遵循现代道德规范的“退化”。

   在当代中国,“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许纪霖《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当代中国道德失范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困境:在一个从伦理上鄙视人性本能的社会里,一个人为拔高的虚假道德体系必然挤压出一套以被表象的“道德规则”所排斥的、利益计算主宰的“潜规则”;在一个民众无法依靠政府强制力获得“公正”的社会里,“应然”和“实然”之间必定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用建立在“应然”之上的虚幻取代“实然”的事实只会造成道德的虚伪化,从而迫使每个人都生活在道德伪装的面具之下。“自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儒者往往高悬道德标准以苛求别人,……以过高标准来苛求别人,则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责,结果形成了‘三代以下无完人’的局面。道德的标靶悬置如此之高,以至于谁的箭也射不上去、索性不射,于是目标没有了激励性、大家索性放弃对目标的追求。但口头上还是要尊重标准的,于是满嘴仁义道德、实际贪鄙作奸。道德标准只是嘴上说说,骗人骗自己罢了,终于把中国人培养成酷爱形式主义、上下敷衍的好习惯。”[潇水《青铜时代的鳄鱼战争》]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产生过“重建新道德”、“塑造道德新人”的运动。但是继承了传统的“封闭等级”“权威崇拜”“道德优越”元素、并融合了“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的新道德并没有扭转“道德被虚伪化”的惯性:虽然“这种道德与权力密切结合起来、旨在塑造圣洁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至善的新世界的道德化政治,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运动实践中,既在糅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传统修身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别致的真理话语,又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独特的权力技术,从而使新德治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对每个人都发生了深刻的作用。然而,新德治的最大悖论在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作用力恰恰消除了个人自由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反带来了普遍的虚伪表现。败坏是新德治政体下的意外后果,但它并没有构成对德治权力的挑战,反而被德治政体吸纳为‘幕后解决’的机制,并进一步强化了不断用政治运动来动员人们的道德热情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魏沂《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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