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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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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超越——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前言

<<《生存与超越——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

   前言

   理解中国现实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必须站在全球的层面上寻求“正义性”的途径。由此上溯,就可以归结为: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的内在困境、如何理解现代化和全球化产生与勃兴的动力、如何理解西方扩张主义对东方古老社会的冲击、如何理解处于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理念交织与对立之中的当代中国、今日中国的发展如何有益于人类社会、中国的“崛起”如何才能避免重蹈扩张主义覆辙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生存与超越——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一书正是循着这一路径思考的个人所得。

   在《生存与超越——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一书中,作者试图阐述这样一种观点:新兴社会(如近现代的欧美社会)的价值核心在于扩张,而传统社会(诸如中国、印度等社会)的价值核心在于内敛与稳态,它们是解决“能力与欲望落差”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或可称之为“人性困境”)的两条不同途径,因此而导致传统与现代社会在社会演进方向——诸如社会分工与信用、政府集权与社会等级、社会价值观(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等方面的差异。由此而引申出两个话题:面对扩张极限(资源、环境、人口与技术能力的约束),扩张型社会(欧美社会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传统中国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作为一个副产品,本书试图借助“大历史观”揭示近千年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心理等方面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可能的未来前景。

   现代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在上古时代(距今8000-5000年左右的时间)就开始以中东(两河流域)为出发地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在此之后的历史更是确凿地揭示出人口迁徙的广度和力度。从表面看来,人口迁徙的动力来自富裕生活的诱惑、残酷战争的威胁,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人口的膨胀、土地的退化、气候的剧变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这种强大的外在压力一直驱使着人类从文明的发源地逐渐扩展至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今天,在人类社会面临全球性生存环境恶化困境的时候,人类却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地球可以役使和殖民。如果将人口的膨胀、土地的退化、气候的剧变造成的生存环境恶化比喻为人类面临的“追兵”,将人类无法再寻找到另一个适宜的空间比喻为人类面临的“阻挡”,那么在这种前后夹攻下的人类社会将如何选择和应变正在变成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人类的历史揭示出一个令人并不欣慰的趋势:一个面临外部制约和内部压力的社会,其规律性的指向是强化内部的等级制,以恶化和牺牲底层生命的生存权力为代价换取上层生命的延续。

   一种主观的认定使我们坚信:任何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必然由源于人性的普遍性力量所支配,正如纷繁的物理世界必然遵从共同的力学定律一般。现代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支持这一观点。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力量源于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本质差异,即由于人类欲望具有无限自我扩张的特性,导致在能力的增长与欲望的扩张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落差。[附注:这一观点来源于对荀子的“性恶论”、霍布斯“人性公理”和叔本华“生命意志”的再思考。霍布斯的“人性公理”包括:自然欲望公理,即每个人都渴望攫取占用和他人的共有兴趣之物;自然理性公理,即人们对于“作为最大的恶”的死亡的恐惧。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因为意志产生欲望,欲望一天不能得到满足就会痛苦一天;而意志并没有一个“假如达到了便会带来满足”的固定目标,每一个满足都是新的欲望的起点,所以欲望是无止境的、痛苦是无边的。]

   理论上讲,缓解欲望与能力相对落差的方式可以归为两类:或者试图实现能力增长,或者试图抑制欲望扩张。但是,主导近现代文明的扩张主义价值观否定对欲望的抑制,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能力增长就成为解决欲望与能力相对落差的唯一社会性选择。然而,人类欲望的无限自我扩张,使得人类能力增长的速度永远无法赶上欲望扩张的速度。[附注:关于人类欲望具有无限膨胀的一个证明:假定用$M购买某一物品(如苹果),每个售价$0,结果是“总共可买$M/$0=无穷”。从“$M/$0=无穷(多多益善)”而不是“$M/$0=0(拒绝购买)”的默认惯例中显现出人之欲望“无限”增长的内在导向。]这种落差的指向为人类社会的演化确定了方向。如果承认这种有着较多主观性认定的假设,那么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社会都可据此建立一系列解析社会运作机制的表述方程。方程的结果,亦即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明、国家层次上的演化进程,将取决于时间性的和空间性的社会约束条件。这是我们不自量力地试图揭示社会运作机制奥秘的信念支撑。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对历史的再认识》中,我们试图解答这样的疑惑:决定古代各文明沉沦、消亡的内在客观规律是什么?近现代文明为什么只能发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华夏文明形成的原因及现实的弊端是什么?沿着历史脉络的追寻使我们认识到: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近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源于人本主义的民主机制、多元化和宽容思想,源于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和法治思想,共同构筑了近现代文明大厦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其无法超越的极限,这源于在一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自然力量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技术上的限制和自然条件的制约确定了任何文明都有一个所无法突破的极限,而这种极限的刚性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惯性之间的冲突势必造成人类社会的剧烈动荡,这是任何文明社会必然具有的结构性缺陷。克服这种结构性的缺陷只能是: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和人类社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理性变革。对古老文明发展历程的回顾使我们相信:随着文明极限的到来,社会体系必然由扩张开放转向内敛封闭,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管治模式都将会随之产生相应变化。当今的世界正在接近扩张的终点,社会体系的转变即将(准确地说正在)发生,因此研究内敛封闭式社会有助于预测未来社会的走向和可能的变化。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对现实世界的再认识》中,我们试图解释造成现代文明困境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对策。对现实困境的深入思考,使我们意识到人性的分裂——即对欲望的无限追求与有限的个体生存能力之间的矛盾。“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满足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个体)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休谟(David Hume)《人性论》]人类个体能力有限性和欲望无限性的矛盾,是导致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源;源于人口数量和欲望无止境膨胀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导致人类社会对效率狂热追求,并继而导致生产分工化、财产私有化、权力集中化、社会等级化的动因。正是这样的人性分裂导致了建筑在其之上的人类社会的困境——对效率与公正、管治与自由、集权与民主两难的抉择,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对立。正是这种人性的分裂使人类社会在沿着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道路前进的过程中,步入了现实的“误区”之中。对现实困境的解脱来源于对人性分裂的清醒认识,来源于对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反思、并确定它们所能够达到的界限。现实的社会困境迫使人类必须对过分张扬的扩张主义价值观、对走火入魔的能力崇拜有所收敛,从而通过节制欲望而不是单向度地提高能力以寻求在欲望与能力之间的动态平衡,并据此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附注:在此需要特别提及休谟(David Hume)的正义起源学说和他的两个预设(“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外部预设、“人之利己和有限慷慨”的内部预设)对本文作者的影响。]

   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关注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种艰难既来源于对传统的依恋,也来源于对现代化的追逐,而其历史性的背景则是人类面临的人口、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当今中国的问题是“前现代”问题与“后现代”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的综合症。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再认识》中,我们首先试图在第一章(《决定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中从“源流角度”归纳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因素,它与其后各章中的“问题罗列”分别构成对复杂、纷繁的中国社会所作的纵、横两个方向的描述,可以说这两者是我们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分析时所遵循的的经线与纬线。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首先着眼于揭示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现实合理性,即现实的约束条件如何决定了现实的社会选择。

   作为炎黄子孙,如何寻求到一条既符合人类共同长远利益、又适合华夏民族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在本书的第四部分——《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中试图寻找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坦率地说,它是我们最不愿意涉及却又不得不涉及的部分。我们从来不认为少数人在书斋内的“闭门造车”能够改变一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对精英意识的警觉也使我们对建构理性主义敬而远之,但是使命感驱使我们必须做出也许是徒劳无益的努力。对社会自发演进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加干预。提出自己的观点供大众评判和选择而不是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霸权将其强加于大众,这是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本质区别。

   中国问题之所以重要,并非仅仅由于它与中国人有着切身的利益关联,更是由于:作为一个正在试图融入世界体系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不仅对其自身、而且对这个星球的其它成员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古老文明的幸存者,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折射出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某些共性,对中国社会昨天和今天的理性分析有助于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指向。

   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将信息技术革命视为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我们认为:在技术层面上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的确将对当代和未来人类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价值观层面上来看,信息技术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对工业化时代的扩张性价值观产生根本颠覆——从本质上讲,信息技术仍然是扩张性价值观的产物,因而是归属于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阶段。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面临的整体性生存困境越来越清晰显现,一种被命名为“后现代”的新型价值观正处于酝酿形成之中。当建立在对扩张性价值观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后现代”价值观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并由此影响人类社会(包括制度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时候,人类社会就进入到一个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提并论的后工业(后现代)文明时代——在未来的人类看来,处于酝酿形成“后现代”价值观的当代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三次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夜。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着转折时代所特有的压力——现实的危机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催生出巨大的挑战和焦虑,对历史、对现实的理性反思则是人类社会应对现实危机和未来不确定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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