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秦晖文集
[主页]->[公民论坛]->[秦晖文集]->[当代中国的“左与右”]
秦晖文集
·经济转轨的“奇迹”与“困境”
·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京西何夕:迁徙自由与人口隔离
·警惕新农村建设中的三种倾向
·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在中国并不矛盾
·拒绝“原始积累”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郎旋风”中看东欧——《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自荐(附秦晖致仲大军函)
·劳工权益与资本流动
·“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
·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
· “良心”与“常识”基础上的“学问”
·两种“清官”观
·论“警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新论之一
·罗尔斯、诺齐克、布迪厄三人祭
·“卖方缺位”与政治体制改革
·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
·农村土地问题首先是公民权问题
·农民反对地权归己吗?
·“农民负担”问题的发展趋势
·“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
·农民流动、城市化、劳工权益与西部开发——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公民权问题
·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农民需要怎样的“集体主义”——民间组织资源与现代国家整合
·农民也应该有公民权利(又名:为什么需要有农民的组织?)——南方周末访谈
·“农民”与“农业者”
·“拍巴掌”原理——被拐卖者也有“责任”?
·贫民窟恐惧症
·平心而论乌克兰大选
·评利辛县的官场怪现象
·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
·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利
·秦晖教授在法国巴黎自由谈沙龙的演讲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取消农业税后警惕“税免费兴”
·“圈地饥渴症”与“slum恐惧症”:兼论如何看待“贫民窟”
·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
·全球化进程与入世后的中国第三部门
·权界可以游移 群己不能颠倒
·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型期政府的“大小”问题
·“群己权界”与当代中国场景下的私生活权利
·群己权界与文化论争——秦晖答读者
·社会公正与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什么是“集体所有制”?——关于产权概念的若干澄清
·什么是我们的真问题——秦晖访谈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的思考
·实践自由——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圣徒”与“神学家”
·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谁,面向哪个东方?
·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
·税费改革、村民自治与强干弱支
·思无涯,行有制(代序)
·谈“‘出口’新娘保证‘质量’”
·提高农民集体诉求和谈判能力
·“天人关系”中的主义与问题
·天下兴亡,匹夫先应有权
·土地、公平、效率
·王小东与秦晖的一次讨论
·为富不仁周正毅,为仁难富孙大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难选择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为什么人心散了
·文化多元、制度转型与关于“进步”的解释:“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
·我的“第三条道路”
·我的“早稻田大学”
·我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次大检讨
·我们需要怎样的“重农主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与苏俄之比较
·小城镇的优点与广阔天地作为
·“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地权问题
·“形式主义”还是腐败之一种?
·雄关漫道——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
·寻找变革之路——与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
·要信仰,不要敲门砖——怀念慎之先生
·以强凌弱,于国何福?于民何利?
·《英雄》与帝王剧的走向
·赢家不能通吃——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思
·《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
·“优化配置”?“土地福利”?
·“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与网友交流实录
·“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
·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
·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
·征地问题说到底,就是个定价的问题
·中国大地,为什么人心散了?
·中国当前的经济转轨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历史与伦理的评价
·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难选择
·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从“郎旋风”看国企改革的困境与经济学的窘境
·中国人的诚信是如何失掉的
·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私有化如何与民主化相协调
·中西文化制度比较——秦晖与韩德强对话
·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
·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当代中国的“左与右”

在乌有之乡的讲座

秦晖

   讲座:当代中国的“左与右”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

   时间: 12月17日(周日)下午2:30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1308 乌有之乡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的文字整理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今天下午有幸请到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秦晖教授,秦老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同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客观上也存在不同的思想派系,我们今天就有请秦老师以“当代中国的左与右”为题,开始今天下午的讲座,欢迎。

   秦晖:

   谢谢大家,也谢谢乌有之乡给我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来左右成了一个很热门的话题,1997年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虽然这个争论没有深入下去,但是前年郎咸平提起国有资本改革以后,这个话题实际一直在进行,只不过从纯理论的层面转入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问题深入的一个体现,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直接从问题切入也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的缘起,任何问题都有形而上的层面。对于左和右而言,我们知道一般历史书上都说左右这个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才有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公会议员有一部分很激进,就是彻底改变现状的就站在左边,有一部分主张不改变现状或者说不那么激进改变现状的人他们坐在右边,于是就有了左右的区别。而且以后也有了这个观点,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可是如果我们仅仅这样讲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现在我们本身在用词上就有“右翼激进主义者”或者“激进右派”,如果说右派本身和激进是不相容的,那激进右派不就等于说是黑色的白或者白色的黑一样吗?这构词本身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讲保守和激进,那么你就回避了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保什么、守什么,你要进向哪里去?这个问题如果回避的,根本无法谈任何问题。比如我们改革以前,经常讲到历史上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比如我们往往讲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可那个时候是建立在国有化很好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王安石很多东西都要搞国有化,金融要搞国有化,因此有青苗法,贸易也要国家垄断起来,因此有司仪法等等。司马光就相反,他主张官不与民争利,今天有些人说他是主张自由放任的。按照当时的观念看来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可是如果我们按照邓小平搞市场改革以后的观点来看,市场经济似乎是一种改革,国有原来那一套东西好象代表着现成秩序,那么似乎我们就应该反过来说司马光是改革派,王安石反而成了保守派。

   所以我说仅仅讲激进与不激进,仅仅讲改革与保守,这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保什么、守什么,你要变革要向什么方向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一个对立,这个对立虽然有意义,但是速度毕竟相比方向而言还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向哪个方向进,然后才有激进和渐进的区别。

   如果要谈到向什么方向变。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完,我今天讲五个问题,但是可能讲不完。第一是利他与自由,第二是安全与自由,第三是群体权界与权责对应,第四是现代左右的声音,第五是当今中国的左与右。

   我刚才讲了左右肯定不能只讲什么变革与不变革,乃至变革的渐进、激进,你肯定要讲你要追求什么,至于追求是不是很急,可以慢慢来,这是另外的事情。那么要追求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这里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不是有很多时间上网,有人说乌有之乡是一个左派网站。一些左派朋友我也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所理解的右派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就是说右派是主张自私自利的,是主张利己的,而左派是主张利他的,或者左派是主张利公的、利集体的,右派是主张只管个人的。他们经常有这种批评,这个批评有时候变成文化之争、有时候变成派系之争。有人说西方文化是强调性恶论的,而中国文化是强调性善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好象性恶、性善变成文化的区别。也有人说社会主义主张性善论,资本主义是主张性恶论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性善性恶又好象变成左右之别,而不是文化之别。因为大家知道不管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左右派。但是不管这些相争他们是在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翼之别的意义上谈论性善性恶、利己利他的时候,大概有两个意思是要表达的。

   第一,在事实判断上他们认为说人实际是自私自利的,这很片面。他们认为人经常表现出很高尚的一面,他们认为不管是他们理解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他们理解的西方文化,说人只懂得自利,这个在事实上是不对的,比如有雷锋、白求恩等等,这种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事实上很多人并不自利,你怎么说这些人是自利的呢?这是事实判断。

   第二个判断是价值判断,这不是涉及到是不是,而是应该不应该。这些人说人不应该只顾自己,人们应该为别人着想,人们应该为整体利益或者集体或者说利公等等。

   不过我要说,如果真正按照这种观点去批评,我认为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不管是我们讲的西方文化也好,这里我要讲西方文化本身也包括社会主义,因为大家知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人当然都是西方人,或者是指意识形态,比如说自由主义也好,这两个所谓人必定自利这个事实判断和人应该自利这个价值判断其实都并不存在。如果我们要讲西方文化,那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我经常讲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你怎么能够理解基督教在西方的存在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西方基本是基督教国家,所以我们又把西方文明叫做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崇拜的人是谁呀?就是耶稣,而耶稣是什么人呢?历史上是不是有,我们姑且不讲。据说他就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那耶稣不就成了大傻帽了吗?崇拜大傻帽西方人本身不是翻傻吗?西方人他们不应该崇拜耶稣,他们应该崇拜犹大才大,犹大为了30个银币把耶稣出卖了,这才是自私自利,这才是利己的人。那么西方人为什么不崇拜犹大,而崇拜基督呢?

   我们现在有一些话我觉得讲的简直是笑话,前几年我们有这么一则消息,美国西点军校塑了一个雷锋像,说雷锋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把西方人也感动了。西点军校是不是有雷锋像,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去过西点的。西点各种各样的像和雕塑实在太多,因为西点军校范围很大,而且大家知道很多西方这些公共场所都有形形色色的雕像非常多,我没有看到有雷锋像,但是我相信如果有其实也不很奇怪。我相信即使有你也不能说在学雷锋之前西方人不知道是利他是可贵的,不知道舍己为人是可贵的。雷锋感动了西方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可是耶稣至少感动了西方人几千年,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你要说中国人或者说左派认为利他是好的,或者说值得弘扬的,他们认为利己才是值得弘扬的,我认为这个根本不成立。这是讲的弘扬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我觉得任何民族,世界上是不是有鼓励自私自利的民族呢?我不知道。如果有,这个民族可能已经灭亡了。任何民族如果它能够持久延续下来,大概都不会不鼓励利公,大概都不会不鼓励那种牺牲精神。

   我们知道基督教传入西方其实历史不久,在罗马帝国晚期才传入。传入之前他们不信基督教,但是那个时代也有了,大家读过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吧,那是在基督教以前的,那也是一个为了大家而做出牺牲的典范。所以我说也许世界上有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民族,但是这样的民族我相信很难持久延续下来。任何持久延续下来的文明大概都是崇尚高尚的,至于崇尚高尚用什么途径去崇尚这是另外的事情。比如说有人认为我要强迫你为公,有人认为可以自愿通过给你自由,然后通过制度安排等等,这是另一回事,这是价值判断。

   在这里我要反对一种说法,我们以往体制的毛病,就是因为太过弘扬理想主义,以往我们这个社会出现的毛病,从反右到文革都是因为鼓吹高尚鼓吹太多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基督教不会造成这种毛病,因为基督教鼓吹高尚,我觉得一点不在于共产主义之下,他不但鼓吹耶稣,他也鼓吹很多圣徒,各种各样为了殉教、为了拯救众生而上绞架的、上火刑柱的,这种人简直无穷多,教会动不动还要封圣,我们也知道为了封圣这里还有很多矛盾。总而言之他们并没有说我们希望大家都自私自利,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事实判断如何呢?你可以说我希望大家舍己为人,但是人事实上都是自利的,那么这个事实判断是不是中国和西方或者说左派和右派的差异呢?我认为也不是的。

   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经常从经济学的角度批评经济人这个假设。大家知道经济学经常有一个假设说人是自利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活力就是有利己经济人的假设在前面作为预示。我这里要说这个话从逻辑上讲的确不错,市场经济的确是假设有人叫理性人,有人叫经济人,假设人性是自利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假设只是一种逻辑上的预示,假定人们是自利的,那么我有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也使得人们的自利心可以不损害整体的福利,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亚当斯密就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哪怕我们享受的这一切都不是由于利他引起的。有人说我们到街上吃饭,给我们做饭的人不是为了利他,而是为了自己赚钱,因此我们有饭吃了等等吧。但是亚当斯密可没有这样说,如果他们是为了我们,那么我们就会没有饭吃,亚当斯密并没有把这个话反过来说。在市场交易的情况下这些人他们是为了自己赚钱,但是等价交换我们已经获得了服务,但是他并没有说如果这些人要当慈善家,我们就会没有了服务。因此约翰密尔曾经专门解释过经济人,他说所谓经济人的假设并不是说人实际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人实际上除了只顾自己什么都不懂,更没有人认为人应该是这样的。在这里我要讲约翰密尔讲的这个话我觉得是符合我现在对西方典籍的阅读面的,当然我不敢说我看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的确知道在我看到的范围内没有人讲过说人事实上只懂得自利,或者人应该自利,如果不自利反而不好,我们要把他训练得自利,没有人这样讲过。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