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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过法律那片云(一)

   

   我与亚峰从太原回京的路上接到一个女子的电话,她说自己是老牛的姑娘,知道我是他父亲的朋友,希望我帮她一个忙,老牛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但是还要坚持来京上访,我能否劝劝他父亲不要出来了?

   我希望不要告诉老牛本人病情,姑娘说他已经知道。

   癌症晚期无疑等于宣判一个人的死期不远,这个才近花甲之年的老朋友就要离世,我的内心阵阵涌起一股悲凉,自2002年与他相识以来,老牛与我相处的情景又历历闪现在眼前。

   老牛大名牛玉昌,听起来好像是模范干部牛玉儒的弟弟或哥哥,其实原本是黑龙江勃利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为了维护自己所开垦12亩荒地的承包使用权,1999年来到北京告状,一直告到2006年底才拖着病躯离京返乡。

   老牛回到离别多年的四甲村,老伴在20年前就已去世,他的五个子女也全部持家独立成人,远离本村。老牛默默地整理了老伴荒芜的坟头,来到自己的宅院前,眼前已经是房倒屋塌,村民远远地望着他,因为他多年的上访上告行为成为村干部眼里的沙子,其他村民早早被各种流言包围恐吓,所以老牛在村里一露面,人们似乎见了瘟神般恐而远之。

   老牛由自己12亩地权而奋起离土离乡,告村干部,告乡干部,最后在北京成立了三春大地社会研究院,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安民心、保民益、开民智、展民力,改变三农在中国几千年的穷、散、弱、亏、愚的历史,并提出了对农村资产资源实行公平再分配的目标,他说这是他一生的梦想。

   黑龙江从南到北有三位著名访民,南面的牛玉昌、中部的刘振玉、北部的刘杰(女),虽然采取的告状路径不同,但是起因都是因为自己的开荒土地(草原)使用权不得保障而走上维权之路,他们的年龄在60岁上下,属于勤劳勇敢的那代人,也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那代人。

   一位深谙中国特色维权的律师曾感慨地跟我说,农民倾家荡产的维权,结果好一点的最后获得一纸胜诉的裁决书或判决书,也就是一张纸而已,结果坏一点的就是家破人亡,烟消云散。从这三位代表性人物身上看,刘杰获得是一纸胜诉判决,现实中是分文不得,刘振玉获得是一纸和稀泥的判决书,现实中更是不知所从,牛玉昌口头上被答应退返他6亩土地,但是已经是病入膏肓,几乎不可能看到物归原主的真实结果了。

   他们都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因共同的原因走上维护自己地权利益的抗争者,有的走上法律路径,有的走上信访路径,有的走上媒体监督路径,但是他们近十年的维权之路最后是殊途同归,谁的权利也未能实现,都是落得一个倾家荡产、身心俱疲、血肉分离的结局。

   2007年初春,黑龙江还是白雪皑皑,我站在四甲村旁老牛为之治理、护权十几年的几亩土地旁边,默默听着他十几年以来的血泪史,60岁的老牛站在寒风里,身躯略显佝偻,早白的头发被阵阵寒风吹得散乱,但他的眼神里透出一股倔强不屈的亮光。“偌大的四甲村出了我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农民,开荒地被干部无理夺走,为了告状,自己原本的口粮田(承包田)也荒芜了,当年精心修盖的住房也塌陷了,真是无家可归、无地自容了”他略带自嘲地笑着说。

   但是他没有悔意,他很自豪在30多岁妻子就去世的情况下,独自把四个子女抚养成人,对孩子没有愧意,因此孩子也比较孝敬他,一切随他。所以老牛认为自己能够从一个普通仅会种地的农民转变成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农民,一是得益于孩子们的理解和支持,二是自己天生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在89年爆发大学生民主运动时就曾经在最忙的五月份不顾农活而亲自跑到北京考察,回家后,他觉得茅塞顿开,决意在农村自我做起,开始了对农村社会如何改良的思考和探索。

   老牛在北京上访村住了近十年,对访民的遭遇深为体会和理解,决心摸索出一条为访民依法维权的路径,2003年开始,他和几家律师所和媒体合作,接手了一些访民的案子,因为律师的商业性和媒体记者的两面性,这些民告官的案子基本都陷于死胡同,因此他被夹在当中一度很是尴尬。事实上,即使是最清明的律师和记者帮他为百姓维权,最后结局也未必多好。

   尤其是对中国的下层,正如《圣经》所讲:“诉讼是一枚苦果子,从荆棘丛中采不得葡萄”。

   虽然两千四百多年前的罗马人就已经享受刻在铜版上的法制警言:“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

   但是今天,从老牛、刘杰、刘振玉等农民的现实命运来看,法律的公正依然还是一句梦呓!

   法律原本就像天空中飘浮的朵朵白云,临到人们头上时,也许是润物的春雨,也许是坑人的风暴。(待续)

   林青

   20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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