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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应该被“问责”的不仅仅是孟学农
·深圳的歌舞厅大火没有烧到谁?
·恶毒的诅咒标语不应该引起公愤
·为什么落马的是于幼军?
·官权泛滥是官民冲突的罪魁祸首
·官商勾结拯救楼市
·杨佳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
·洪山广场,让我多看你一眼
·为深圳的民主勇士叫好
·声援晓波先生 践行《零八宪章》
·签署《零八宪章》比加入“中国过渡政府”还危险?
·让《零八宪章》开创中国民主新时代
·中国官员染上艾滋病的背后
·左翼知识分子也应该践行《零八宪章》
·圣诞节凸显很多中国人的矛盾心理
·我所认识的刘晓波先生
·我的泰国之行(1)--出行
·我的泰国之行(2)——初到清迈
·我的泰国之行(3)--不一样的生活
·我的泰国之行(4)--遇见国际友人
·我的泰国之行(5)--逛街
·我的泰国之行(6)--素铁山佛寺
·我的泰国之行(7)--温泉击水
·我的泰国之行(8)--篝火晚餐
·我的泰国之行(9)--离别
·我的泰国之行(10)--坎坷回家路
·悲伤的2008年
·封锁《零八宪章》无法阻挡中国迈向民主的脚步
·不要让“两会”成为权力盛宴
·武大,请告别狭隘的民族主义
·香港,你果真沦陷了吗?
·“两会”后的紧张气氛再现中共当局恐慌
·整饬低俗实为弥天大谎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如临大敌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步入死胡同
·不要让看守所成为人间地狱
·官员强奸算嫖娼,司法领域再现中国特色
·“强奸犯局长”为何如此神通广大?
·镇妖塔镇不住敢言媒体的良知和勇气
·“辱华”论再现病态的爱国主义
·打“码头”是在向文明规则挑战
·黄光裕,你怎能一死了之?
·以言治罪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附庸风雅是中国商界富人的“陋习”
·退休官员修活人墓,前卫还是另类?
·傍上高官的女人,请不要太癫狂
·公安机关不能这样“躲猫猫”
·两个王帅的遭遇为何如此相似?
·“迷信”局长的预感终于显灵了
·中国高校的窝里斗给了武书连以可乘之机
·中国教师的形象已经集体崩溃
·飙车事件绝不能用金钱摆平
·促进中国民主化,《零八宪章》势不可挡
·飙车事件与第四种权力
·富家子飙车案车速鉴定结果难以服人
·杭州飙车案,别忘了还有几条漏网之鱼
·邓玉娇到底是杀人嫌犯还是抗“日”英雄?
·邓玉娇杀官,法律的天平将向哪边倾斜?
·将我们都隔离,让特权者一个人孤单
·野三关镇的“野三官”
·明星们,不妨大胆地过把毒瘾
·是骗子太高还是女记者太蠢?
·余秋雨,请不要再以“大师”自居
·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告别“东亚病夫”
·赵本山和春晚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拆迁户打死拆迁人员,谁更需要反思?
·中国高校在变相鼓励学生抄袭论文
·《零八宪章》与网络盗窃攻击者
·处女“卖淫”羞辱了谁?
·“翻版张柏芝”是娱乐至死的克隆
·假捐款彻底撕毁了余秋雨的“大师”面具
·杨克获释,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在抬头
·罗京英年早逝,央视难辞其咎
·围剿余秋雨的何止“古余肖沙”?
·信风水的余秋雨为何不信因果报应?
·高考舞弊是治不好的牛皮癣
·许宗衡堪称当代方鸿渐
·人肉搜索让《焦点访谈》原形毕露
·难道连金庸也堕落了?
·最年轻市长的论文是抄来的?
·抄袭论文的周森锋应该辞职
·严晓玲案不应由福州当地警方盖棺论定
·为上海黑心楼盘的倒掉喝彩
·陈良宇在监狱里玩不玩“躲猫猫”?
·远离另类的《葵花宝典》
·买了倒楼的炒房业主不值得同情
·强装“绿坝”是在践踏公民权利
·严晓玲案显示福州警方已经彻底黑社会化
·杭州法院的“辟谣”难证清白
·胡斌飙车案怎能不让人质疑
·胡斌替身张礼礤扇了谁的耳光?
·《新闻联播》变脸不仅仅是不让领导露脸
·以言治罪的势头必须得到遏制
·摇出经适房“十四连号”是奇迹更是耻辱
·飙车案续发,人间天堂已成死亡天堂
·我们为什么不能仇富?
·周市长的“论文门”,树欲静而风不止
·马斌,裸就裸了,怎么能不认账?
·心怀不轨却又见义勇为,他到底是嫖客还是侠客?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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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请挺起你的脊梁

   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万物之灵,除了因为人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智商以外,更因为人懂得对精神财富的追求。政治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良好社会秩序的渴望,而文学的产生则饱含着人们对超然物外的向往。在遥远的原始社会,虽然生产力极为落后,生产关系也极为简单,但当时的人们却已经懂得自觉地去维护社会公正,自觉地遵守社会规则。随着各个部落的频繁通婚和经济交往,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出现。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不再仅仅限于农业,文字的初具雏形让文学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文学和文人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生活质的转变,更奠定了人类主宰世界的文化基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物质文明的逐步实现,精神领域的需求亦日益增大。作为具有调剂生活、美化生活、感受生活等功能的文学,在21世纪的今天,更是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内容,并同时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然而,自从宋代科举考试沦为迎合统治阶级的社会活动开始,文人的角色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加上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兴起以及毛泽东时期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国文人的脊梁几乎已经彻底地被权力所摧折。
   
   二战之后,世界民主潮流已经浩浩荡荡,尚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国家,其当政者除了大力推行暴政外,更是把新闻舆论封锁作为不肯放松的项目,以达到愚民和维护专制制度的目的,媒体被垄断、异见被封杀、自由作家被抓捕或杀害已经成为专制国家的共同特点。民主国家的发展现实证明,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才能保证民众的应有权利不受剥夺、才能保证文人有畅所欲言的舆论空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社会制度不容乐观甚至于令人时刻产生恐惧的情况下,文学创作便不得不徘徊于良知与世故的之间,一些文人为了明哲保身而违心写作,甚至将文学作品作为助纣为虐的工具,对文学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抑制作用,这是很多专制国家的悲哀。面对极权统治者的无形威胁,进行自由创作便需要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坚定的社会信念。
   
   很多文人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与奴性的根深蒂固纵容着专制统治的延续,在文化界几乎万马齐喑的大环境中,文学创作考验着一个文人的做人良心和职业道德,以及他(她)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作勇气,因此,从事自由写作在现阶段具有尤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要想争取到一劳永逸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文人在弘扬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坦然地面对一切阻力和厄运,让自由写作去推动社会的民主与发展!
   
   (2007年2月3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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