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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你是我……--给小妹
·读里尔克--给同样喜欢里尔克的霞
·博尔赫斯的黑暗--给迷恋黑暗的小霞
·忘不了的庄子--给听我讲庄子的小霞
·我离去时--给睡梦中的霞
·阳光和茶杯--给每天喝茶的小手指
·孤寂的日子--给霞
·致圣·奥古斯丁--给喜欢《忏悔录》的霞
·烟的感觉--给正在吸烟的小妹
·大胡子柏拉图--给不懂柏拉图的霞妹
·你出现--给妻
·仰视耶稣-给我谦卑的妻子
·童年--给扎小辨的小霞
·太史公的遗愿--给刘霞
·如果再接近一点点--给二十六岁时的霞
·我是你的终身囚徒--给霞妹
·门--给疯小妹
·以你的炸裂……--给霞
·远方--给霞
·给妻子
·卡米尔·克罗岱尔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茨维塔耶娃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刘霞致玛莎--给我的妻子
·插进世界的一把刀--给我的小霞
·消逝的目光--给小眼睛
·回忆--给我们共同的岁月
·一捧沙子--给霞
·星光正在谋杀--给小霞
·早晨--给霞
·烟与你--给多次宣布戒烟的妻子
·悼王小波--给为王小波写诗的霞
·给外公(晓波模拟刘霞)--给从未见过外公的小霞
·与薇依一起期待--给小妹
·一只蚂蚁的哭泣--给小脚丫
·梵高与你--给小霞
·你一直很冷--给冰冷的小脚丫
·艾米莉·勃朗特与我俩--给听我读《呼啸山庄》的霞
·捕雀的孩子--给霞
·你·亡灵·失败者--给我的妻
·凶手潜入--给霞
·和灰尘一起等我--给终日等待的妻
·狱中的小耗子--给小霞
·贪婪的囚犯--给被剥夺的妻子
·渴望逃离--给妻
·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
·从上帝的手中--给妻
·玛格丽特·杜拉斯致刘霞--一个曾经爱过黄皮肤男人的白皮肤老女人给一个黄皮肤女孩的遗书
·一封信就够了--给霞
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窒息的广场—“六•四”三周年祭
·一颗烟独自燃烧—“六•四”四周年祭
·从一块石头的粉碎开始—“六•四”五周年祭
·记忆—“六•四”六周年祭
·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那个日子—“六•四”八周年祭
·又逼近并击穿—“六•四”九周年祭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六四”十周年祭
·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一块木板的记忆—六四十二周年祭
·我身体中的六四—六四十二周年祭
·六四,一座坟墓—六四十三周年祭
·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六四凌晨的黑暗—六四十五年祭
·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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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反到儿童心灵的荒唐政权
·继续为朱久虎和冯秉先呐喊
·自由灵魂的飞翔竟如此美丽—— 献给卢雪松和艾晓明
·从政治指控到经济指控—置疑以腐败罪起诉黄金高
·“超女”的微言大义
·“超女”变“乖女”的总决赛
·人权高级官员来了,警察又上岗了
·为屠杀而屠杀的野蛮之最
·甘地式非暴力反抗的微缩中国版——有感于太石村村民的接力绝食抗议
·中俄军演 与虎谋皮,后患无穷(1)— 评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
·政治绅士VS政治流氓—再论太石村非暴力抗争的启示
·超女粉丝的民间自组织意义
·目盲心亮的陈光诚先生
·9•11四周年祭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记住太石村镇压者的名字
·狂妄成精的李熬
·关注郭飞雄先生和仍被羁押太石村村民
·声援艾晓明 谴责黑社会
·中国媒体中的美国飓风
·太石村罢官 谁是真赢家
·李敖不过是统战玩具
·李敖在清华为“盛世”高歌
·新闻良知再次挑战新闻管制
·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
·在黑金吃人背后——为矿难中的无辜死者而作
·就师涛案致雅虎公司董事长杨致远的公开信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小品化舞台上的“伪民腔”
·在祭孔闹剧的背后
·无心肝的萧伯纳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人民主权和党主人民的悖论
·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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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荒谬及其杀人——狱中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我看来,文学的第一审美属性就是悲剧性,凡是伟大作家,无一不倾心关注人类的苦难。我在北师大讲授文艺学时,抛开教育部指定的“文学概论”,专门讲“文学的悲剧性”。某次授课的内容,我以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的创作为例,向学生讲述了“苦难是文学之母,牢狱是作家的摇篮”。因为,陀思妥耶夫斯的创作以十年苦役生活为转折点,他的早期创作《穷人》、《双重人格》(1846)、《女房東》(1847)、《脆弱的心》(1848)等作品,尽管已经表现出关注底层苦难、探讨人物心理和神秘色彩,但他的主要代表作《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全部是十年苦役生涯(1849年-1859年)结束后的产物,标志着他对人性、苦难、时代、世界和上帝的独特的体验、理解和表达。
   在这些代表作中,我最偏爱《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现在,自己身在狱中,重读这两部作品,更有一番别样的感受。
   《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的开端之作,最鲜明地表现出陀氏对人性恶的深刻洞察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标识出陀氏后期创作的主题:对苦难的关注、对人性恶、上帝和理性局限的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贵族,但在流放地,他必须和形形色色的罪犯在一起,恐惧下的苦难和人性败坏,赤裸裸展现在他的面前,在刺痛着他那颗敏感的心的同时,也激发出他对底层、苦难、邪恶的思考,也使他重新找回对上帝的信仰。
   《死屋手记》,记述了他的流放生活。在流放地的监狱高墙内,到处是肮脏和恐怖、人性之残忍和无耻,人在严酷环境中的失控、变态乃至疯狂。然而,身处人间地狱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沉思中仰望看不见的天国,坚定的信仰矗立在他的灵魂深处,上帝给了他乐观的确信:“从监狱高墙也能看得见的天堂,引起他对未来,已非遥远的未来的向往。这样的时刻会到来——监狱,打着烙印的面孔,非人的辱骂,永恒的殴打,野兽般的长官,臭气,污浊,自己和他人不停作响的镣铐——这一切都将结束成为过去,新的高尚的生活将要开始。”
   在铁窗外的广阔与高墙内的狭窄之间,也就是在自由与镣铐、尊严与羞辱、清新与浑浊之间,只要保持坚定的信仰,上帝的祝福终将降临。正是对上帝的虔诚,对信仰的坚定,给了陀氏在绝境中的希望。或者说,信仰拯救灵魂,绝望给人以希望,监禁肉体的牢笼让精神得以自由翱翔。


   与《死屋手记》相比,我更喜欢陀氏的《地下室手记》,那个生活在地下室中的小人物,既自负虚荣又怯懦自卑,在重重疑虑和高度警惕中,活得诚惶诚恐。他自然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地洞》中那个小鼹鼠的生活状态,也是毫无安全感,时刻警惕着每一点儿声响,怕声、怕光、怕地洞外的一切。区别只在于,他是一个人,那是一只鼹鼠。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面对生活和自己,惶惶不可终日。
   在陀氏笔下的人物形象中,经常出现这种变态的小人物,有评论把陀氏的小人物与卡夫卡的小人物进行过对比,指出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防守型的弱者”。他们是被抛入世界的弱者,虽然善良,也怨恨社会不公,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没有自主性,在外来的打击面前缺乏自卫能力,对强者的蛮横大都采取屈辱退让、逆来顺受的态度。面对外部压力,陀氏的小人物往往走向内心分裂、精神变态,卡夫卡的人物则变形为小动物。
   陀氏的地下室人和卡夫卡的鼹鼠,其生存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完全相同——肉体的自由变成灵魂的牢笼。可以随便走动的主人公,其灵魂空间却仅仅局限于那间狭小的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的阴暗,散发着潮湿霉烂的气息。
   陀氏的深刻之处在于,地下室人集受虐与施虐于一身,既是极权者又是奴隶,既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他的懦弱时时被虚荣所激励,越是受辱,虚荣心就越膨胀。所以,每一次,当他在强者那里备受羞辱之后,他一定要找到更弱者来发泄自己的仇恨和屈辱。
   地下室人主动参加同学聚会,但被同学们凉在一旁,他压抑、屈辱,但他不敢发作。当他忍无可忍之时,也只能使劲喝酒,接着酒劲耍疯,羞辱其他同学。但他招来的是同学们对他的更大侮辱。他很穷,但很虚荣,酒后,其他同学去妓院消遣,他也要一起去,为此不惜忍受开口向别人借六个卢布的耻辱,但他能意识到自己的下贱和卑污。为了摆脱自卑和显示尊严,在去妓院的途中,他暗暗下定决定:“一进去我就给他一耳光。”
   地下使人牙疼,睡不着,他就一定要在半夜三更大声呻吟,让其他屋子里的人也睡不好,他要别人听到他的呻吟,感受到他的牙疼。他之所以如此折磨别人,并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牙疼,而是为了让别人对他感到厌恶。
   他很想施虐于人,但每次都是受虐和自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也塑造了受虐狂丽莎,她宣告:“我愿意有人折磨我,娶了我去,然后就折磨我,骗我,离开我,抛弃我。我不愿意成为有幸福的人!”
   地下室人很自私,为了一己安宁,宁愿让世界毁灭:“我需要安静。为了使我能够得到安宁,我会立时用一戈比把整个世界卖掉。是让世界崩溃,还是让我喝不上茶?我要说,世界可以崩溃,但要让我随时有茶喝。”
   在高贵的哲学思考与低贱的地下室生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线。那是卑贱者的精神哲学,形而上学的癌症成了个人的真实命运。地下室人的大脑擅于在黑暗中苦苦思索,但一遇到阳光就变成肉体的颤抖。现代主义从陀氏的地下室开始,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是藏污纳垢的地方,隐藏着存在主义的、后现代的种种精神垃圾,现代人的焦虑与迷失,既没有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统一,也没有颓废化虚无化的对统一的反抗。
   陀氏的地下室人,也让我想起法国著名作家加缪笔下的《局外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莫索尔,具有现代性的极端冷漠,那种近于非人的冷漠贯穿于局外人的一切言行,对死去母亲的冷漠,对热恋情人的毫无激情,对被杀的阿拉伯人的无动于衷,最后是对自己生命的毫不在乎,可视为人性冷漠的抽象化极致化。
   在令人目眩的明亮阳光下,莫索尔失手杀了阿拉伯人。过于强烈的阳光使海滩幻化为起伏的波浪,沙砾的错觉和人的幻觉交织在一粒子弹的闪烁中。当他在错觉中变成杀人犯之后,他却拒绝律师的辩护,拒绝一切好心的救援,甚至拒绝法庭上的陈述和自辩。他对自己生命的冷漠犹如旁观者在旁听审判。在此意义上,不是法官宣告莫索尔的死刑,而是莫索尔宣判法律的死刑。局外人的冷漠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杀伤力,同时宣判人性本身的死刑。泯灭一切人间的热情和欲望,如同医生的手术刀割除一个肿瘤。
   这一切与卡夫卡的《审判》恰成鲜明的对比。在加缪,所有的一切——包括放弃为自己的生命进行辩护——都基于一种自主的选择。莫索尔完全主动,一步步把自己带向死亡,每一步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实施的,最后执行死刑的,与其说是刽子手,不如说是他自己。而在卡夫卡,K所遭遇的一连串毫无缘由的荒缪审判及死刑,皆为某只神秘之手所强加,K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罢了。K没有任何自主性,如同机器上的某个零件,只要有一只手按下开关,它就只能随整个机器运动,甚至在绝望中,K连自杀的勇气都丧失了,一切都要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帮他完成。
   然而,自主地把握命运和宿命般地任由摆布,其结果竟完全一样——死亡。那么,存在主义肯定的“向死而生”的本真存在之勇气,与卡夫卡式的无力逃脱、更无力反抗的懦夫行为,不过是存在的荒谬性这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以截然对立的方式共赴陀氏的地下室。


   小小的地下室里,住着猥琐的小人物,以他卑贱的生活和发霉的问题,向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发起了一次毁灭性的冲锋。他怀疑任何确定的自明的结论,不相信类似2+2=4就是真理。“天哪,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喜欢大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那么这些规律和算术于我又有何相干呢?”
   执着于如此极端的怀疑的人,他的生命中一定有某种更坚强更硬朗的内在支撑。但是,他不怀疑生命的极限,因为他自知无力超越这一界限。他想寻找到一点烛光,洞照阴郁、潮湿和霉烂的灵魂空间。
   在腐朽的边缘小心翼翼行走的地下室人,居然预示了20世纪人类的命运——在2+2=4的真理主宰人类的思维之时,种族大屠杀和共产极权横行于世,而闪光的真理或良知却对此无动于衷。信仰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如果把二十世纪的各类大屠杀解释为上帝对人类的考验,这样的考验岂不是过于残忍了吗?
   形而上学的渴望愈高举,猥琐的行为愈卑下,坚实的土地上爬满了以头行走的颠倒人物;人们在信念的沼泽中陷得愈深,现代人的形象就越清晰越丰满。自由带来的不是恒定的幸福,而是飘泊的苦旅;个人主义带来的不是尊严,而是残酷竞争中的攀比、羡慕、嫉妒及其背后的怨恨。英国王室的贵族傲气,被两个平民女子搅得丑态百出(温莎公爵的未婚妻和王妃戴安娜),皇家的威严成了大众文化中一出笑料迭出的肥皂剧。
   孤独的个人反抗全体,成功的自我感觉必然伴随着现实的失败,幽默被自身的毒汁所反讽,个人主义的野心被整合到理性主义的秩序之中,非理性主义的呐喊更近似于理性主义的悲鸣。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的徒劳,固然表现着悲剧英雄的永不放弃,但永不放弃被徒劳变成了命运的荒谬。这种荒谬源于地下室人的漫画脸谱。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高倡平等和公正的同时,却恭恭敬敬地接受独裁者款待(比如罗曼·罗兰、萨特等);最具颠覆性的思想怪杰在批判知识—话语权力的同时,为争夺体制化的学术荣誉而心怀嫉恨(比如福科竞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启蒙时代的良知之神,只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才显出固有的神圣,而自由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所顶礼膜拜的,不是《我控诉》中的左拉良知,而是东方共产极权的虚幻光环;启蒙运动对正义的召唤恰好否定了召唤本身;高高刺向等级制的匕首,由于用力过猛,在洞穿贵族心肺的同时,露出的刀尖正中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心脏。结果,为黑格尔掘墓的叔本华,也把智慧的骨灰撒向虚荣。现代人的死亡远不如昔日的贵族来得体面。


   尼采说:上帝死了——死于一切价值的重估中。
   福科说:人死了——死于权力和知识的共谋中。
   利奥塔说:知识死了——死于后现代的解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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