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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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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赵紫阳的政治遗产——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祭

   
   今天是赵紫阳先生二周年祭日,也是让人想起六四冤魂的日子。
   
   胡温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杰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式畸形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式健康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关于赵紫阳、六四和政治改革,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表面上,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像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把政治改革的范围圈定为“党内民主”,实质上仍然是“党主一切”。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十七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大国崛起是当下现实,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而为六四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事实上,当年的八九运动也好,危机四伏的眼前现实也罢,主要是由于大陆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遥忆当年,正是赵紫阳中止了“反自由化运动”,使当时的政治气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政治改革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是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掌权以来之最。民办《经济学周报》也成为活跃的思想园地,对知识精英极具凝聚力。中西文化的大辩论,由专业刊物走进了大众传媒,《河殇》在央视黄金时间播放,引起巨大反响,把政改的舆论造势推向高峰,形成了体制内外合力推动政治改革的有利局面。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正是在此宽容的政治气氛中召开的。赵紫阳所作的政治报告,确定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步并进的改革模式。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有记者提出未来改革主要内容的问题时,赵紫阳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改革被表述为“民主化”、“法制化”和“党政分开”。十三大之后,即便由于党内保守派的阻力过大,现实中的党政分开难以马上展开,赵紫阳仍然采取迂回策略,把反腐败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提出诸项反腐败的具体措施:1,清理“官倒公司”;2,取消高官特供制度”;3,制定公布高官收入的“阳光法案”;4,建立人大“廉政委员会”;5,开放群众举报和新闻监督,对被举报的高官及其家属进行独立调查;6,启动定期的官民对话机制。
   
   更重要的是,这些反腐措施的提出,是为践行“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中央承诺,把反腐败与公开性、透明度、民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等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让中国政治制度逐渐走上民主化的轨道。
   
   正是“赵紫阳模式”对民意宽容,为“反腐败要民主”的八九运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对政改的强大民意支持就会转化为有效的政府决策,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六四后的大陆现实,赵紫阳模式的中断,非但没有缓解政治体制的危机,反而使本来可以遏制的危机发展为全面危机。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国际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所有者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政治体制。
   
   再次,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周年的1999年,李慎之先生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2002年中共十六大,李锐先生向中央提出平反六四和启动政改的建议;就在前不久,中共喉舌竞相转发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海内外对胡温启动政治改革的期待。
   
   由此可见,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体制内外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于制约中国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颈:政改的严重滞后。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
   
   套用鲁迅名言:拖得越久,欠债越多,罪孽越重,克服危机的希望越渺茫。
   
   2007年1月17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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