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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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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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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创造出世俗奇迹——狱中读韦伯笔记

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以前读过,现在重读,别有洞天。越深入就越感到抽象文字很有魅力,常常使我心跳加快,作者力求价值中立的冷静,给予我这个囚犯的却是激动和偏爱。而有些在文字上激情洋溢的理论,读起来却无法让人投入和激动。这,也许就是伟大理论和平庸理论之间的最大区别吧。其实,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只不过是一种方法论理想,一种约束研究者的标准,起码对于人文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标准,只是为了让研究者在无法完全排除主观偏见或先入为主的现实处境中,尽可能地做到客观超脱。

   韦伯的智慧,似乎割断了窒息我这个囚犯的灵魂锁链,因为他的文字在神之光辉的沐浴下,迸发出耀眼的“思的激情”。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

   八十年代的大陆,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引发出文学寻根热的同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以及《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的时髦,也引发大陆文化界的理论寻根热。文学寻根和文化寻根,二者之间相互注释,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也间接地为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提供了宏观的文化背景。此时,受韦伯的社会学影响的海外新儒家进入大陆,与国内的文化寻根热潮一拍即合。尽管新儒家与反传统的激进相对立,但是二者皆为当时文化领域的显学。

   韦伯从新教伦理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支撑,新儒家受到启发,不仅试图从儒教中寻找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精神资源,而且走得更远,试图用儒道伦理的天人合一为整个人类指引未来。长期落伍的耻辱和自卑再一次激发出盲目的自傲:“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然而,基督教乃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现代化又发源和成型于西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乃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自身传统中自发生长出来的,乃“后发外力压迫型”和“移植型”的被迫现代化,故而学着韦伯的方法论,企图从儒道传统中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无异于西施效颦,盲目照抄。看看韦伯论述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其结论与新儒家恰恰相反:韦伯通过对基督教和儒道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的精当分析,认为正是儒道精神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华裔学者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系列的论述中,运用了韦伯提出的“数目字管理”概念,从文化传统的遗传上阐述了中国无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因。

   韦伯与马克思之现代化的对比

   马克斯•韦伯是与卡尔•马克思齐名的社会学家。但是二者的社会学却完全不同。从哲学背景上看,马克思仍然沉溺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而韦伯则是现代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的产物。他的著作没有马克思的那种爱憎分明的道义激情和预言家的自信,却具有力透纸背的理性征服力量。他把社会当作类似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对象,他的社会学就是一个实验室,他要在自己的审慎假设的引导下,经过耐心细致的反复试验,做出纯粹的理论发现,提供一种理想类型的理论模式或参照系,在解释现实的同时又批判性地改进现实。

   而马克思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对于现实的批判还是解释,更多是诉诸人的道德激情,而缺乏理性说服力。我在15岁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就曾经被他的激情和才华所打动。但是,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革命激情过后,他的理论在整体上已经被历史经验所证伪。马克思说:过去的哲学家只在于怎样解释世界,而关键则在于改造世界!但是,按照他的理论对世界进行的革命改造,企图建立人间天堂的实践造就的恰恰是人间地狱。

   好的理论都有自身的理想标准或方法论模式,如同品质优秀的文化都有超世俗的绝对尺度(神、上帝)一样。它们不是现实的亦步亦趋的描述者、解释者和救世主,而是以自身的提问重新整理经验并赋予现实以新的意义和新的方向。同时,韦伯又对这种实验室式的理想类型保持着高度的自我警醒,划出它的界限,以防止越界的滥用。而这正是康德哲学为现代人所开辟的思维道路。理论就是理论,它相对于现实是超然的中立的,不被世俗的功利需要所左右的,它绝不能追求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工具)来统治现实。

   韦伯的社会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具有完全排他的封闭的理想性,只制定一种必然规律作为类神的绝对命令,只确定一个阶级作为上帝的选民,只指出一条道路并只通过一种手段作为通向世俗天堂的必由之路……这种绝对化唯一化的理论很容易转化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这样的理论就是为极权者说服民众准备的。

   越是完美的唯一理想就越可能导致人间地狱。正如波谱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言:“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在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韦伯的社会学具有谦逊的自省的内在潜质,很难象马克思主义那样被现实的极权政治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而利用。

   韦伯是方法论上的理想主义者(价值中立显然是一种可欲而不可求的学术方法),马克思则是本体论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既阐述了现代化的合理性,又对现代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但是两者的阐述和批判却具有实质性的区别:

   ——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是开放的、尝试性的、非终极的、可以反驳的和证伪的,而马克思的理想乌托邦则恰恰相反,是封闭的、终极的、不可反驳的,甚至就是自以为一锤定音的;韦伯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自我调节的无限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理性化、世俗化、祛魅化的过程,而马克思则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终极目标,把宗教的神秘天堂世俗化为人间乌托邦或地上天堂——共产主义社会;

   ——韦伯理解的社会发展动力是多元的综合的,他特别强调宗教及其伦理等精神性传统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而马克思则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单纯的物质力量——经济及其生产力的进步;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自发演进的,传统的作用非常巨大,并没有某一个群体或个人能够在道德上和理性上完美无缺到有资格成为人类救世主程度,而马克思则强阶级斗争以及与一切传统的彻底决裂,拣选了一个无产阶级作为在道德上凌驾驭其他群体的救世阶级,拣选一个政党(共产党)作为领导一切的救世精英集团;

   ——韦伯在强调理性化以及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对理性和科学技术的界限和负面作用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即现代化作为一个理性化世俗化的进程,很容易演变为技术一体化和精神平庸化的单面社会。而马克思则无条件地肯定科学技术化和理性化,并宣称自己的理论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和唯一科学的解释,恩格斯后来干脆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批判了商品拜物教的同时,成为了科学拜物教的忠诚信徒。而韦伯则是批判理性化技术化即科学宗教化的先觉者,他关于现代经济类型和统治类型的理论,已经作为经典命题进入现代人对现代化的批判性解读之中。

   看来,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保持足够的自省意识、界线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就是基督教式的谦卑意识和敬畏情怀,是至为关键的。而狂妄,无论是知识上道德上还是权力上的狂妄,也无论这种狂妄曾经多么不可一世,它终将遭到天谴人弃。

   三种统治类型:合法型、魅力型和传统型

   合法型统治:具有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以及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地被授权进行统治的。合理型统治是法治政治,统治者的权力由法律制度所赋予,服从统治者实际上是服从法律。法律明确规定了统治权力的界限。最纯粹的合理型统治是借助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统治。公共职务和私人事务有着明确的界限和区分。这种统治是形式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没有个人之间的效忠——非人格化的统治。韦伯说:“这种统治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处于一般的义务概念的压力下;‘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也就是说,理想的官员根据其职务管辖着处于相同实际地位中的每一个有关人员。”

   但是,如果一种合理型统治只是建立在“目的—工具的合理性”(功利)之上,而没有深层的“价值合理性”的支撑,是无法长久而稳定地存在的。形式主义的合理统治必须有合法性上的正当的道义来源,或者说,支撑法治化的技术性的官僚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具有道义上的正当理由,这就是所谓的现实法治的“超验之维”。任何统治,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道义之源,终将沦为暴力和谎言的强制统治,一种以专门制造恐怖为职业的暴力,配备着一种专门以制造谎言为职业的意识形态。用谎言掩饰暴力,用暴力支撑谎言,为人性之恶的尽情发挥提供无限的可能——普遍恐怖造就的普遍无耻是这类统治的基本特征。

   在西方,支撑着合理型统治的超越世俗功利的道义来源,就是由上帝法或神法演化而来的自然法——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演化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生而自由平等乃是上帝所赐的先天权利,有着远比世俗利益更神圣的来源。在神权统治的中世纪,罗马法典已经具备了合理型统治的形式主义特征,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已经在神学中注入了法律的理性形式主义。文艺复兴之后,自然法逐步由思想启蒙演化为社会实践,具体运用于社会制度的建构,于是就有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宪政。最典型的合理性统治是现代的立宪民主制度,其深层的价值合法性支撑乃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上帝一直作为政权合法性之道义的终极来源在场,英国的《大宪章》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作为英美宪政的经典文献,就是神对世俗社会发出的声音。英美式的自由宪政,不仅是上帝赐予西方人的最珍贵的礼物,也是上帝赐予整个人类的最大福祉。

   魅力型统治的性质:建立在献身于一个非凡的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英雄气概、或楷模样板之上。对这种个人魅力型统治来说,魅力型人物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本身一定具有神圣的性质,他的个人历史一定充满了神话般的传奇性和神秘性。换言之,这是一种神的人格化或人被神化的统治。统治者被视为超自然或超人的准神灵,或被视为非凡的无人能够企及的无所不能者,或被视为受神灵差遣的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他首先是作为道义人格的典范,其次是作为智慧上无所不知和能力上无往而不胜的完人或超人,他具有能够洞悉一切、战胜一切的品质和力量以及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绝对权力。但是,首先不是由于他真的具有这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力量和完美的品质,才使他具有了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绝对权力,而常常是由于他首先具有了绝对权力。换言之,是绝对权力赋予了他以绝对的人格和统治力,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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