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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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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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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读书》前主编汪晖的愤怒

   我和我妻子都是《读书》的老读者,家里还保存着从1979年创刊号到2000年的《读书》。但从2000年“长江《读书》奖”风波后,我和妻子共同决定不再订阅《读书》,历时二十年的《读书》缘也由此终结。原因无他,仅仅因为“长江《读书》奖”评得太丑陋。

   前不久,《读书》换帅,再次引起大陆知识界的热议和媒体关注,有人扯到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声称是自由派打压新左派的结果;有人祭出“阴谋论”,指责作家王蒙是阴谋的策源人。这些议论,显然是为《读书》的两位主编汪晖和黄平打抱不平,汪晖本人也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在我看来,汪晖在“长江《读书》奖”风波中的拙劣表演,七年前他就应该离开《读书》主编的位置。没想到,有中国式制度和人际关系护驾,让汪晖先生安然渡过那场风波,且在《读书》主编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年,他还好意思对自己的下台那么愤愤不平。汪晖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一面大摆《读书》十年的功绩,一面大诉被别有用心之辈算计的苦水,肃然是一位不被理解的悲剧英雄。只不过,这悲剧的底色是反讽的喜剧,甚至就是滑稽可笑。

   在访谈中,汪晖再次回应“长江《读书》奖”风波时说:“‘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相当认真的评奖,偏偏因为我的得奖而遭到攻击和非议。程序是由大家制订的,结果是根据这个程序产生的,如果认为程序有问题就检讨程序。我人在美国,没有参与这个奖项有关的任何工作。现在评奖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发怀疑,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参与其事的人有意误导舆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坦白地说,我本来是准备起诉这些人的,但考虑到思想讨论的气氛可能因为诉讼而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我没有这么做。但这些事情使我对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事隔七年,汪晖先生还是那样委屈、那样理直气壮,依然不改当年的抵赖腔调。他非但没有丝毫自我反省,反而对当年的批评者耿耿于怀。他再次提到当年准备起诉,再次对批评者妄下诛心之论。

   那么,回顾一下2000年6月“长江《读书》奖”风波,评奖程序和汪晖先生所受到的批评,是否有人对他进行道德构陷?是否象他本人说的那么无辜?

   该奖的主要负责人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和《读书》执行主编汪晖先生,名誉主席是费孝通先生。该奖启动之初,曾经豪情万丈,又是百名学人组成的推荐委员会,又是拷贝世界上极具权威的诺贝尔奖程序,对外宣称要“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为此,《读书》主编黄平趁1999年中期到欧洲出差的机会,特地前往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取经,把“诺奖”的程序拷贝过来,又补充了更为严格的学术民主评奖条例。

   然而,无论阵容多么庞大,也无论怎样取经、怎样高标准,“长江读书奖”从评委会的组建开始就已经有违通行规则了。因为,该奖评委会的组成很有点“小圈子”味道。评委会委员中,有汪晖的“新左派盟友”甘阳、陈燕谷等,有社科院内的好友黄平、孙歌等六位,其他评委罗志田、钱理群、汪丁丁等,也是汪晖的好友。

   再看评奖过程和结果。按照国内外评奖的惯例,首先,程序先于是非,没有程序公正就不可能由结果公正或实质公正。其次,按照程序公正,评奖主办单位的所有工作人员和评委会委员都不得列入评选对象。但在该奖评选恰恰违反这样的惯例。在推荐阶段,评委会中的若干评委的著述皆被推荐入围,这已经违反了起码的程序公正。评选结果就更离谱了:评委会名誉主席费孝通获“特别荣誉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和《读书》执行主编汪晖获“著作奖”,评委钱理群获“文章奖”。名誉主席、召集人、评委的作品入围,已经有违公认的评选规则了;最后又得了奖,就是拿屁股当脸的无耻了。世界上好象还没有这样的比赛规则:裁判兼球员,还进了球,通赢其它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个评奖结果,顿时引发知识界的广泛批评。徐友渔、贺卫方、秦晖、朱学勤、葛剑雄、丁东、邵建、邓正来、鄢烈山、刘洪波等人纷纷发言,指出此次评奖的严重程序不公。而面对如此明显违规和批评,《读书》高层及某些评委的反应,居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狡辩。

   当年,《读书》高层的应对策略是软硬两手。软的是,由两主编之一的黄平出面平息争议。但黄平在接受采访时,他的解释和澄清完全是顾左右而言它,丝毫不触及问题实质,表现出一种底气不足又不肯认错的圆滑。硬的是,《读书》杂志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正式声明,为其违背最起码的学术公正和世俗常识的行为进行强词夺理的狡辩,用谁也无从把握、内功颇深的“本质正义”取代可以一目了然的公开的“程序公正”,还拿出起诉之类的法律手段吓人。

   2000年7月2日,汪晖也发表了《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重点强调:首先,“对于评奖过程和评奖结果,我个人没有任何参与,也不负有任何责任。”其次,有人把评奖工作“变成了对我个人的道德攻击”,这些攻击包括三大类:1,“有些人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不仅对我本人无端地进行攻击和诽谤,而且也将矛头指向评审委员和其他获奖者。”2,“有些人利用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混淆视听,攻击异己,用心之深,让人震撼。”3,“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他们甚至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采访,没有对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就任意制造流言,随意进行人身攻击。”汪晖最后表示:“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在此表示强烈的谴责。……那些想用污水和中伤来阻止我们的思想探索的人是不会得逞的。”

   汪晖的控诉足够动人,但再动人的控诉,也改变不了他是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这一事实,因而也改变不了评委会负责人获奖的严重程序不公。

   难道汪晖先生不知道,首先,任何著名知识人出任某一奖项的负责人或评委,即便他具有崇高的写作声誉,也不能让自己的作品参与该奖项的评选,更不要说还获奖了。其次,出任一种重要奖项的负责人或评委,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荣誉也会作为象征性资源带来巨大的无形利益;而获奖是另一种荣誉,利益也会随之而来。

   如此简单的公理,决不会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更难理解。

   更过分的是,虽然任何比赛都不能完全避免黑哨黑球,但黑哨黑球也至多藏着掖着,既不敢明目张胆地操控比赛,更不敢在败露之后还义正辞严地狡辩。而《读书》高层却两样都敢。如果说,黄平出面解释的顾左右而言他,还多少透露出些许羞耻之心;那么,《读书》的正式声明和汪晖的两点声明,就是明火执仗且义正词严的无耻,是以无耻的方式挑战社会公正、学术规则和公共常识。而在中国知识界,以无耻的方式向道义挑战的勇气,几乎人人具有,但以道义勇气挑战无耻现实的人,却少之又少。

   由此可见,人,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很容易利令智昏。人,不可太贪婪,贪婪就要过界、犯规,闹出有违起码常识的笑话。

   七年前,闹出那么丑陋的“长江《读书》奖”风波的汪晖先生,直到今年才下台。这在一个文明国家的知识界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中国这样的酱缸文明中,御用的学霸或学痞当道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附录:                  1.“长江”评审委员会委员名单  专家著作奖:  汪丁丁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晓明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甘 阳 香港中文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 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燕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万俊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许纪霖 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员  王 焱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信春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陈嘉映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教授  文章奖:  陈嘉映、陈燕谷、黄平、陆建德、罗志田、孙歌、王晓明、万俊  人、信春鹰、许纪霖、杨念群

     2.2000年“长江读书奖”获奖名单  特别荣誉奖(无奖金):《费孝通文集》。

   著作奖3部[其中一部为读者评选奖,两部为专家评选奖。从五年来出版的用汉语写作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含文集)中评选产生,每个奖项奖金30万元。]:  季羡林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共享一个奖项30万元;

   汪晖的《汪晖自选集》、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共享一个奖项30万元。

   文章奖3篇(每个奖项奖金3万元,从两年来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评出):  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钱永祥的《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和苏力的《“法”的故事》同获一个奖项。

   读者评选著作奖暂时空缺,将待复选产生。

   (来源:《99万元大奖颁给“读书人”》,载于《南方周末》2000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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