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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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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的权力—— 狱中读书笔记
·用脚投票的人性抉择
·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的权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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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人类毒瘤恐怖主义—向伦敦恐怖爆炸中的死难者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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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奴隶制还野蛮的共产极权-论共产极权为野蛮之最之一
·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的权力(3)
·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的权力(4)
·和谐言辞与分裂现实
·遥祝“小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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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焦虑

2006年除夕,中共党魁胡锦涛发表新年贺词《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内许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对外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就在同一时刻,许多大陆手机都收到一则戏虐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短信:"元旦之际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房室像李长第二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烦恼像邦国一样吴,情人像小菊一样黄。"

   两种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两种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现的正是后极权中国的特征,一个专拿板着脸的官权来调笑的时代,当权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话素材库。无论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无法为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

   一 从两部电视片谈起

   在2006年的中国,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之一是两部政治倾向极为不同的电视专题片。一部是央视播出的《大国崛起》,另一部是中共高层授意拍摄的专题片《居安思危》。前者以西方大国的兴衰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探讨了大国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意在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参照系;后者以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为主线,从头至尾全是意识形态说教,总结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的党内原因,意在为中共维持政权提供反面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舆论对两部片子的背景和意图的猜测。

   《大国崛起》是2003年11月24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的产物,中共高层还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并通过央视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有评论认为,该片宣扬的是独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温当局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向;而更多的评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该片是胡温当局为准备启动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该片,其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创作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开明派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新老左派才会对《大国崛起》发出集体声讨,最激烈的指控是:"《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 黎阳《岂有此理的"大国崛起"》;见"乌有之乡"网站)

   八集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制作来自中共高层授意,是为胡锦涛的"保先运动"和"学古巴朝鲜"背书。意在告诫全党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以确保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06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片的光碟。

   《居安思危》从八个方面探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所有解释都是为了凸现一个结论——胡锦涛同志指出:"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主要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清算斯大林运动。该片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毛泽东钦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与1980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所以,从头至尾,该片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和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仇恨。该片解说词还特别强调:"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让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观看此片。文件说:观看本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比较《大国崛起》和《居安思危》这两部大片,其主创人员、思想取向、拍摄方法以及解说词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大国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和电视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赵紫阳智囊的路子,尽量淡化正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借鉴、学习的开放态度看世界。最后也没有得出定于一尊的结论,而是采取多角度的开放式结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坚守中共正统教条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锦涛"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得出定于一尊的霸道结论:绝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决不让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和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意识形态正统,《大国崛起》很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正如激烈攻击该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产党正统一脉单传,每个字都符合"政治正确".

   然而,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于,"政治很不正确"的《大国崛起》却在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公开播映,意在诉诸大众,足够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确"的《居安思危》却只能制作成光盘,在党内播放,好像见不得阳光。正如胡锦涛敢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社会",却不敢在媒体上公开提倡学朝鲜古巴一样。

   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既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也源于中共本身的蜕变。

   二 改革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焦虑

   表面上看,中共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更是所剩无几的独裁党中的巨无霸。中共有7000万多万党员,有渗透中国最基层的庞大组织系统,掌控着经济、政治、司法、媒体和文化的主要资源。1949年掌权以来,中共制造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即便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还犯下了六四大屠杀的罪恶。

   但在实质上,今日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毛泽东时代的强势,既没有毛时代党权包办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了毛时代的统一意识形态。经济改革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让党控一切的时代一去不返;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共也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党的整体利益裂变为大大小小的以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对外开放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又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口号,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寡头独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合围中,僵化的专制体制已经漏洞百出,中共现政权陷于找不到价值方向的意识形态焦虑之中。

   其实,中共意识形态的裂痕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毛泽东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他的绝对权威。只要是独裁党,必定讲究大一统意识形态,毛泽东是制造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高手。在野时期,通过延安整风清除了党内异见,把权力和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个人身上;执政时期,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清楚党内外的异见,牢牢掌控着君师合一的绝对权威。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毛的过于翻云覆雨,先后废掉自己钦定的两位接班人,致使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出现裂痕,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之后,民间自发出现了质疑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思潮,最后借助悼念周恩来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毛泽东的权威和文革的正确性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从现实的执政层面,放开经济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论,导致弊端丛生、危机日深的跛足改革,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和"不争论",使中共变得越来越右,大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老权贵家族纷纷下海大发其财,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变成了资本家,中共不得不改变正统意识形态,江泽民政权的"三个代表"应运而生,中共意识形态定义的敌人资本家可以入党。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越来越普遍的事实私有化,中共也逐渐改变了对私有财产的仇视,并于2007年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在制度上为"万恶之源"的私有财产正名。可以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适应着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现实,既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加冕,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自我瓦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从改革开始就产生的意识形态焦虑,在六四后愈演愈烈。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猫论带来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与反自由化的悖论。九十年代前期,这种焦虑表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中,稳定压倒一切、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是硬道理、韬光养晦的外交,由此形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悖论。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提出三讲、三个代表、大国外交、以德治国,但没有一个口号能够赢得党心民意的真正认同;到了胡锦涛政权时期,意识形态焦虑所导致的指导思想混乱日益加重。胡锦涛为了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居然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先后提出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等口号。可以说,胡锦涛政权是口号专家,提出的口号之多,用泛滥成灾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为,胡锦涛政权的危机感强于江泽民政权,意识形态焦虑的加重也是危机感的表现之一。

   从中共党内看,其意识形态焦虑来自三方面的危机感:1,强人政治的结束,一言九鼎的时代一去不返,党内必然产生最高权威认同危机感;其次,六四带来的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而中共又无力重建合法性,遂使中共内部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政权危机感;最后,由于跛足改革积累的深层危机愈演愈烈,而中共政权又拿不出化解危机的有效办法,致使中国的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共必然产生看不清自身未来的危机。归根结蒂,这些危机感说明中共重新定位的迷茫。

   近年来,在中共高层官员讲话中,经常可以听到对党内思想混乱的警告,但搞乱中共意识形态的最大祸魁恰恰是党中央的声音。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由于旧意识形态崩溃而中共现政权又不肯接受自由民主的新价值,更由于中共想在市场经济、私有化和独裁政治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中共党魁和政治局的寡头们只能靠花样翻出的口号来探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再也无法维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即便依靠硬性的封杀异见与舆论灌输和软性的道德说教与利益收买,也无法再把党心民意统一到党中央的口号上。所以,改革三十年来,中共各个时期口号才能如此变幻多端和前后矛盾。而在中共这种万花筒般的变化背后,正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在这种混乱背后,正是找不到思想方向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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