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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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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丧家狗 今日看门狗——透视当下中国的“孔子热”

中国人热炒大国崛起,由经济崛起发展为文化崛起,由满世界撒钱到软实力输出。在国内,继“读经热”、“祭孔热”、“儒教热”之后,央视“百家讲坛”掀起“读孔热”,为了重建中国的道统;在海外,中共投资大建“孔子学院”,为了向外输出软实力。一种压抑百年的天下心态的发泄,让孔圣人在海内外连成一线,“孔子热”愈演愈烈。

   在这种热潮的背后,我看到的不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崇圣传统的复活,是官方主导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因为,六四后,官权一方面奉行的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另一方面主导和煽动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配合着官方的“小康盛世”之喧嚣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比如,《2005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的结尾写道:“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就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福音的双重奏的典型文本。

   最近一年,央视“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掀起了风靡全国的“于丹热”。一方面,电视传媒成功地把孔子时尚化商业化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摩登孔子”), 如同前些年毛泽东的时尚化商业化一样。有关孔子的各类书籍已经变成书业中高盈利品种,各类国学班和读经班也是高盈利项目(比如,清华的“国学班”学费每人26000元,复旦为每人38000元,少儿读经班更是收了天价)。另一方面,于丹讲孔子,是古人大话与流行歌词相混合的语言叫卖,她对孔子的任意而浅薄的解读,为“儒教复兴热”注入通俗化的精神麻醉剂。按照于丹的《“论语”心得》解释的孔子精华,人人都可以在犬儒心态中活得滋润——无论遭遇到什么,只要不抱怨,而是逆来顺受,就能随遇而安,活出幸福。

   正当于丹掀起的“读孔热”持续升温之时,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出版,以考据功夫对孔圣人进行了“祛魅”式还原。他在《自序》中谈到自己读《论语》的态度:“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正是基于这样的不崇圣、不媚众的求实态度,李零才会打破绵延二千多年的崇圣尊孔传统。他说:“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才是真相。”

   李零读《论语》的水平,无论在考证上还是在释义上,都远远超过浅薄而随意的于丹。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李零,对两千多年前的知识分子孔子,也颇多感同身受的温情理解。他说: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因为“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然而,李零的丧家狗之论,犹如投进“孔子热”和“国学热”的大石头,激起儒家卫道士的群情鼎沸,围攻的口水四溢泛滥,甚至不乏恼羞成怒的谩骂。呵斥为“愤青”者有之,判定为“末世论”者有之,有人甚至没有读过李零的书就将其斥为“垃圾”。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李零读《论语》的书名为“丧家狗”。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新儒家对孔子的崇拜,已经到了“孔圣人”碰不得的地步。亏这些当代儒家的手中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力,如果有,大概又要回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了。

   李零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他读《论语》,不是读圣贤书,而是研究历史;他考证出的孔子,不是圣人,而是一个找不到归属的知识分子。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是拿《论语》当历史研究,不是当崇拜的道具。”其实,李零的“丧家狗”之说,不过是还原了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惶惶然状态。李零把“丧家狗”解释为流浪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而依我看,用“丧失精神家园”来评价孔子都是抬举。事实上,孔子周游列国,并非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是为了寻找为权所用的家园。他一心想做“帝王师”而不得,是找不到权力归属的“丧家狗”。如果他当年能够找到重用他的帝王,他也早就变成权力的“看门狗”了。

   “丧家狗”的发明者也并非李零,而是古人对孔子的评价,孔子本人也认可这种评价。孔子周游列国跑官,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他在极度失望中愤愤地感慨到:“吾道穷矣!”“天下莫能容!”所以才有后人的“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评价。但在卫道士们看来,孔子自称“丧家狗”是圣人遗训,饱含着种种治国育人的微言大义;而李零称孔子是“丧家狗”就是大逆不道,是不值得一阅的“垃圾”。甚至有“愤儒”直呼“李零老师疯了!”

   无论当代崇圣尊孔的儒者们多么鄙视李零的《丧家狗》,但在我看来,李零读出的孔子,特别是那篇平实而出彩的《自序》,已经胜过蒋庆等新儒家关于孔子的所有言说。所以,一些著名学者对《丧家狗》给予很高的评价。

   历史学家吴思先生《仁义的可行性——评李零的《丧家狗 我读〈论语〉》中说:“……我觉得李零干了一个好活,不管以后我们怎么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依据一个踏实可靠的版本。李零这个版本,我看已经比朱熹厉害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说:“在我看来,李零这样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态与方法,这样的“平视”的眼光,是他读《论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贡献。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我读这个词,感觉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执着,一种悲哀在里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在访谈中,称赞李零读《论语》的严肃、考据学工夫、消解神圣化和批判精神。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南方周末》2007-07-12)一文中说:“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就像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

   在有着悠久崇圣传统的中国,古今卫道士眼中的孔子,是不容质疑的圣人,是历代帝王之师,是拥有道统至尊的“素王”, 是皇帝们都要叩拜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是被康有为和孔教会尊为“教主”的神,如今又被新儒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孔子说的每句话,既是治国醒世的箴言,也是修身养性的指导。最夸张的说法,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今天有“孔子上管5000年,下管5000年”之论,更有“不读孔子,无以为人”之说。当代儒家甚至不惜编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新闻,而且是借洋人以自重的假新闻:1988年世界各国7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群聚巴黎,公选孔子为世界第一思想家。面对拜圣者的走火入魔,恕我对当代儒家说句糙话:在你们眼中,孔子既然已经成圣,那就放个屁都沉甸甸、香喷喷。崇圣者已经迷失到分不清家常话和微言大义的区别,把《论语》中的家常话当作微言大义来读。比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家常话,有什么微言大义,犯得着浪费那么多智慧注释两千多年、至今还在注释吗?正如周作人在《论语小记》所言:“《论语》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但不能做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德国大哲黑格尔也认为《论语》不过是常识性的道理而已。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孔子之命运,犹如得不到权力垂青的丧家之犬,那么,汉武帝钦定“独尊儒术”之后,孔老二变成孔夫子,丧家犬遗骸就变成维护皇权独裁制度的“看门狗”。由于儒术有利于皇权统治,所以儒家的“看门狗”地位也还算稳固,一坐就是二千多年。而当读书人的偶像被官权捧上了天、甚至变成皇家祖庙里的镀金偶像之时,恰恰是中国知识人及其思想堕入地狱、变成权力的婢女之时。正如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之后悲愤地感叹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直到西方列强敲开中国大门,传统的制度及意识形态才开始急剧衰落,辛亥革命终结了传统帝制,作为皇权独裁意识形态的儒家也失去了制度依托,再次从“看门狗”变回“丧家狗”。尽管,也有过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尊孔大戏,但那不过是过眼烟云的闹剧,因为传统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丧失了权力依靠,是传统儒家的大不幸,使皇权的看门狗变成了流浪狗。但在从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读书人从“看门狗”再次变成“流浪狗”,却是中国知识界的大幸。因为,不再依靠独裁权力支撑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更容易养成独立的批判精神。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流浪狗”命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世纪,随着中共极权统治君临中国大地,中国知识分子连“流浪狗”都当不成了。大部分沦为被穷追猛打的“落水狗”,少数幸运儿变成毛泽东政权的“看门狗”。比如,在民国时期敢骂蒋介石的郭沫若,却在1949年后变成毛泽东的应声虫。

   孔子在现、当代中国命运颇为诡异,先后经历了两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六四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反激进主义的思潮,把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和毛泽东的反传统一勺烩,同样作为激进主义革命加以抛弃,而全然不顾两次“打倒孔家店”的完全不同。

   首先,两次反孔运动的发动者完全不同。五四运动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民间文化运动,其发动者大都是来自民间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新理念、新价值和新方法,并以西方价值为参照来探讨中国落伍的原因。他们不满足于洋务派的器物不如人和维新派的制度不如人,而深入到文化不如人的层面。而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是自上而下的由独裁权力操控的政治运动,其发动者毛泽东不仅握有绝对的权力,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独尊地位代替所有其他的思想——无论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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