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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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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薛涌与《南方都市报》的决裂

   近几年,身在美国的薛涌先生已经成为大陆开明报纸的宠儿,他的时评常见于《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等。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只因南都报拒绝发表他批评茅于轼先生的短文《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薛先生居然勃然大怒,公开声明终止和南都报的合作。

   一,薛涌的“言论自由”成立吗?

   薛涌先生终止合作的理由,很微言大义,也很政治正确。他说:“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

   南都报违反“言论自由”,是很严重的指控。遗憾的是,薛涌先生的指控,显然是文不对题。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政府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媒体,更不能因言治罪。因为,只有公权力才能干预媒体和封杀言论,也只有政府才有以言治罪的权力。所以,言论自由所针对的是公权力而非媒体。言论自由就是要禁止公权力干预媒体和言论,以确保一个言论的观念的自由市场,让众声自由喧哗,让媒体保持独立,让众多媒体平等竞争,让多元价值在竞争中共处。

   在言论自由制度下,每一独立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和立场,每一媒体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对稿件进行取舍,这是媒体本身的权利,也是媒体独立性的标志之一。所以,某媒体拒绝发表某类稿子或某人的某篇稿子,与言论自由无关。比如,美国几大主流媒体,有左倾的《纽约时报》,有右倾的《华尔街日报》,它们对同一公共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立场会有很大区别,在编发稿件时自然会有各自的取舍。

   也亏薛涌在自由美国呆了那么多年,居然连何为言论自由都不懂。而不懂言论自由的薛涌先生还讽刺南都报编辑说:“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

   更搞笑的是,8月11日,薛涌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短文,再次拿出在自由美国呆过多年的身份,傲慢地为国内同行指点江山。他说:“经此一事,我有了觉悟。第一,中国一流的编辑,居然对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也不理解,也没有意愿坚持。我对他们多少有些高估。第二,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但是成长环境实在太差,对民主没有体会和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资讯去了解。所以,我应该减少和媒体的合作,即使还写中文,也应该多写书或长文。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学到些东西。”

   在今日中国的制度条件下,不能不承认,中国知识界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依然需要从书本上、更要从实践中不断地学习。但我更难以理解的是,即便薛涌先生很懂言论自由和民主,也没有理由如此傲慢。何况,从薛先生的决裂宣言中,还真看不出他多懂言论自由。

   二,南都编辑的拒绝真的没道理吗?

   也多亏薛涌先生在大义凛然的决裂声明中引用了南都报编辑的信件,才让我这个旁观者看到了南都编辑“拒薛”的理由。

   南都报的编辑拒绝的理由,主要不是因为薛批茅“为富人说话”,而是因为薛对茅的某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

   首先,薛先生文章《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的中心论点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只要为富人说话,就不能为穷人办事。而南都编辑用事实告诉薛涌先生,茅先生恰恰是极少数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他确实做到了“既为富人说话,又为穷人办事”。

   针对薛对茅提出的严厉道德批判,编辑部主任特别给薛写信解释说:“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

   其次,茅先生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中说:“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薛涌先生在《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第二段说:“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薛先生这段话的最大问题在于:在他的“很难让人相信”的表述中,他不相信茅先生的自白而拿不出不相信的证据。他相信茅先生“和富人有特殊感情”,传达的肯定是强烈的负面信息;相信茅先生“得到富人的好处”,更会给人以丰富的负面联想,什么好处?多少好处?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方式得到了好处?

   我以为,这样的指控很严重,必须要有切实的证据。可以批评茅先生,但批评要有证据,不能自以为正义在手就信口胡说。

   所以,另一位编辑写信给薛涌说:“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我去过茅于轼家,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帮助了很多穷人。人家是在脚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我认为有失厚道。”

   薛涌的整篇文章建立在道德指控上,而这样指控偏偏又不符合事实。所以,我个人认为,南都编辑的两封回信都很通情达理,也很厚道。

   茅先生为穷人办事始于1993年,至今已经将近15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六四至今还是官方最敏感的禁忌的中国,敢于公开为六四难属和良心犯说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而茅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之一。他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呼吁书上签名,敢于为因言获罪的杜导斌发声,为营救被构陷的孙大午奔走呼吁,也为一些良心犯提供过经济上的帮助。

   这些,久在美国的薛涌可能不了解,但不了解不能瞎说。这倒比较符合薛涌先生的夫子自道:“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但薛先生在不了解茅先生在国内所为的情况下,也在南都编辑向他陈述了茅先生“为穷人办事”的大量事实后,他非但没有丝毫歉意,反而一脸多年身在海外的傲慢,还好意思指责茅先生之论“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

   要我看,薛先生的傲慢近于委琐:1,薛涌先生曾是南都报言论版的主要作者之一,但只因南都报拒绝他的一篇稿子,居然就大动干戈,公开声明与南都报决裂。这样的“决裂”,没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是万万作不出的。2,连言论自由的常识都懵懂的薛先生,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指责南都编辑不懂言论自由和民主。

   倒是茅先生不改一贯的厚道,他在得知薛涌与南都报的冲突后,曾于8月9日写信给南都报说:

   “我希望薛涌和南都报的合作不要中断。南都报可以补发薛涌的文章。尽量体现平等自由的精神。

   也希望薛涌把拒载和言论自由区分开来。一个媒体刊什么,不刊什么总有他选择的自由,这和国家的言论自由无关。不能因为拒载某篇文章就认为言论没有自由。

   薛涌批评我的某些观点,比如中国有没有仇富,中国百姓历来是穷还是富,我不想反驳。让大家来判断。的确我的历史知识很不够,请历史学家来说。

   我没有说过先保护富人。我一直强调富人穷人一样要保护。至于为什么我要为富人说话,其理由我已经在文章里说过了,不再重复。

   茅于轼上”

   2007年8月1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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