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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给疯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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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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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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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残暴和女儿的背叛


   
斯大林的残暴和女儿的背叛

    图片说明:1937年8月5日,加拿大多伦多,约瑟夫-斯大林抱着女儿斯维特拉娜。
   斯大林的女儿娜佳。斯维特兰娜,身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红色公主”,也是斯大林最宠爱的孩子,本可以在至高无上的特权庇护下,过一种随心所欲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她的童年、青少年时代皆被漆黑的恐怖所笼罩,最终,当她逐渐知道了恐怖的真相之后,毅然选择了背叛父亲和苏联体制。1967年3月4日,她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帮助下,经由瑞士逃亡到美国,从此投向自由的怀抱。

   在西方,她先后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两本书,记述了她在红色家庭及其体制下所经历的黑色生活。中国也出版过《遥远的乐声——斯大林女儿旅美回忆录》的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黄柱宇等人译)。
   “大义灭亲”这个词,曾流行于所有共产极权国家,它是彻底反人性的阶级歧视和阶级灭绝的最醒目的标志之一。在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中,第一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就曾号召人们:“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高尔基的反人性之彻底,已经达到顶点——完全不顾及血缘亲情了。他说:“如果‘同血缘’的亲人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他已不再是亲人,而只能是敌人,所以不再有任何理由饶恕他。”也就是说,曾几何时,在人为划分的政治身份等级中,更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友背叛,落井下石、背后捅刀、当众羞辱,已经变成人与人关系的常态。
   然而,在我看来,斯大林女儿的“大义灭亲”则是罕见特例,堪称共产极权史上极具启示性的事件。因为,她背叛的不是父亲眼中的“阶级敌人”,而是专门从肉体上灭绝阶级敌人的共产世界领袖,也是对她呵护有加的亲生父亲。而且,她对斯大林的背叛极为彻底。比如,她写下了揭露斯大林暴政和自家悲剧的回忆录,署名皆用母亲的姓氏“阿利卢耶娃”,可见她对父亲斯大林的厌恶。她流亡美国后甚至绝决地说:“由于我内心里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憎恶,我从来不教女儿学习俄语,连一个词儿也不教;我希望她感到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如此。我女儿成长和教育的过程,终于让我感到美国确实是我们的家。”
   一 被恐怖谋杀围绕的“第一红色公主”
   在斯维特兰娜的回忆中,苏维埃的“第一红色公主”背叛至尊父亲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父亲给女儿的感受是“多疑”、“轻信”、“粗暴”、“生硬”,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她身边的一系列恐怖谋杀。当她感受到围绕着自己的家庭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后,她的良心再也无法忍受父亲那极端的多疑和残忍。这杀戮不仅针对外界,也不断发生在“第一家庭”内部,年仅七岁的斯维特兰娜就经历丧母之痛。1932年11月8日,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虐而神秘自杀。她自杀前留给斯大林一封遗书,但作为女儿的斯维特兰娜并没有看到,斯大林一直在欺骗女儿,说她的母亲死于疾病。
   后来,斯维特兰娜偶尔从一本英文杂志上了解到其他人早已知道而只有她依然蒙在鼓里的真相:母亲是自杀而死的。她回忆说:“那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 “当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后来,家里人偷偷地告诉斯维特兰娜,她母亲给她父亲留下一封遗书,但那封遗书被她的父亲毁掉了。因为,遗书中全是控诉、谴责和诅咒,读上去如同与斯大林的绝交书。
   在随后的十年里,斯维特兰娜的母系亲人一个个遭殃:最先是巴维尔舅舅自杀,“知道得太多”的巴维尔孀妻被捕入狱;几年后是斯瓦尼泽舅舅被捕杀,玛利亚舅母死于狱中;还有姨父雷斯登被捕杀,安娜姨妈被关疯。二战期间,她的哥哥雅科夫死在战俘营,她的嫂嫂尤丽娅因此被关押。
   她在书中提到母亲和亲人的死亡时说:“我常想,如果她没有死,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等着她。早晚她会成为父亲的敌人。当她看到她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叶努基泽、斯瓦尼泽夫妇都一一死去,她是不会沉默的,她绝对熬不过去的——她是一只被绑在战车上战战兢兢的鹿。”
   所以,她坦率地承认:“在父亲的周围,好像被画上了一个黑圈子,凡落入这个圈子的一切人,不是惨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从生活中消失。”
   二 无权追求“美”和“爱”的少女
   斯大林本来就特别钟爱这个唯一的女儿,妻子自杀后,她就更被父亲视之为掌上明珠。但斯大林的父爱却带有暴君般的专制特点,让斯维特兰娜感到的,不是父爱而是蛮横的监护。斯大林干涉女儿的穿戴、社交和一切涉外活动,女儿去上学、听音乐会、去剧院、聚会……都有KGB的保安人员尾随在后。在斯维特兰娜的回忆中,父亲对她的粗暴专政从小学就已经开始,甚至连裙子长度都要管制。
   比如,她10岁那年,一次在南方参加少先队营活动时,女孩子们都穿着最新流行的短裙照相,她也把自己穿着短裙的照片寄到了莫斯科。一周后,少先队营辅导员接到用飞机送来的克里姆林宫的紧急专递,辅导员极为紧张地把斯维特兰娜叫去,颤抖着打开紧急专递,原来是斯维特兰娜穿短裙的照片。照片的正面是红铅笔划的几个叉,背面写着“妓女”的字样和斯大林的签名。
   还有一次,还处在童年阶段的女儿穿了裤衩,为此斯大林大发脾气。他从柜子中翻出自己穿的男式短裤,命令服务人员为女儿缝制民族服装萨拉凡,要求是“能盖住膝盖”。女儿向父亲央求:“爸爸,现在谁都不穿这样的裙子了。”可斯大林决不让步,女儿也只好听命。
   最令斯维特兰娜难以忍受的粗暴干涉,发生在她十七岁时。她进入最热烈的初恋,但热恋中的情人却被斯大林的恐惧和铁碗强行拆散。
   这,也许是促成她最终选择背叛的深层的人性原因。
   在苏德战争的关键时刻的1942年冬天,一次晚会上的偶然相识,让犹太裔艺术家兼战地记者卡普兰狂热地爱上了十七岁的斯维特兰娜,少女也报以同样热烈的爱。卡普兰是思想活跃、感情丰富、文笔出色的恋人,他为一直被封闭在第一家庭中的小姑娘开启了另一个世界,他给她读海明威的小说,向她推荐在当时的苏俄失宠的诗人,包括已经被枪决的古米廖夫,已经被打入另册的阿赫玛托娃;他带她去参观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听歌剧《黑桃皇后》,在战时黑暗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
   由此,“克里姆林宫的第一红色公主”,不仅品尝到人生最美好的初恋,而且第一次经历了思想上的茅塞顿开。
   虽然,跟踪斯维特兰娜的KGB保镖已经把她的情况全部报告给斯大林,但当时的斯大林忙于战事,无暇多管女儿的私情。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作为战时记者的卡普兰前往斯大林格勒,他为《真理报》供稿,报道战争下的斯大林格勒。
   不久,有人为斯大林送来一篇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特写,题目是《一名中尉自斯大林格勒写来的信》,作者就是卡普兰。他以给心上人写信的形式报道了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其中还夹述了作者不久前在莫斯科与心上人热恋的细节,如两人去参观画廊、在夜晚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等。显然,卡普兰的特写之所以采取书信的形式,不仅要让战事报道具有亲切感,更要通过这种形式向心爱的姑娘倾诉爱意。卡普兰已经爱得有些疯狂,他居然以呼唤恋人的文字作为特写的结尾:“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的窗口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宫那锯齿形的宫墙……”。
   斯大林看了这篇特写,再也抑止不住对女儿、特别是对卡普兰的愤怒。但他毕竟视斯维特兰娜为掌上明珠,为了不太伤害女儿,他的第一次警告还算比较客气。在卡普兰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只是让KGB的一位头目打电话给卡普兰,请他离开莫斯科去远方出差。
   热恋中的卡普兰回答说:见你的鬼去吧!
   之后两个月,这对恋人形影不离,一起去剧院看戏,一起在夜幕下散步,但无论两人走到哪儿,身后都有KGB的保镖尾随。为了让那位跟踪者不太无聊,卡普兰经常停下来请他抽烟。当两人在斯大林的儿子瓦夏的住宅的一间空房子里默默地接吻时,在另一间中坐着的KGB保镖也想隔墙探知到两人究竟在干什么。这些保镖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斯大林提供这对恋人每一次约会的详细报告。
   两位恋人接吻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来看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记述说:她还从未见过父亲气得眼睛发黄,狂怒得喘不过气来。父亲愤怒地对女儿说:“我什么都知道。你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我这里都有记录,”父亲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继续说:“你的卡普兰是英国间谍,他被捕了……”。
   女儿挣扎着对父亲说:“可是我爱他。”没想到,她得到的却是父亲的两个狠狠的耳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斯大林还对女儿说出了极端污辱性的语言:“你也不看看自己,谁会要你?”
   斯维特兰娜继承了母亲的倔强,以后的几个月里,她拒绝与父亲说话。
   “间谍”卡普兰被流放到沃尔库塔,下矿井干活,为期五年。对斯大林来说,顾忌到女儿的情绪,这样的惩罚已经是最轻的了。然而,卡普兰再也没有回到莫斯科,默默无闻地死在了流放地。
   三 逐渐觉醒的女人
   在如此霸道而暴虐的父亲身边生活,即便女儿不知道父亲在党内外制造的大清洗,但仅仅是一连串亲人的黑色死亡和自己初恋的突然夭折,就足以使一个少女的青春期蒙上巨大的阴影。斯维特兰娜以后的生活是在巨大创痛的阴影中度过的,她先后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来过着单亲母亲的生活。
   斯韦特兰娜极为厌恶斯大林的鹰犬们,比如,她认为KGB头子贝利亚是个狡猾奸诈、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她这样描述贝利亚:“夹鼻眼镜后面一双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记得,我周围的妇女们在报纸、画册上看到这张脸时,无不胆战心惊。当时首都接二连三传出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失踪的消息。说她们都是在贝利亚的汽车献媚地紧贴著人行道停在她们身旁后失踪的。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纪的女同学沿著阿尔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从里面下来两个高大健壮的青年,飞快地向我们走来。不容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抓住女友的手强行将她塞进汽车。为什么带走她?带到哪里去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难受。喊叫、哭泣、控诉?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都无济于事,充满著危险”。而“她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正是这挥之不去的心灵阴影,促成了她人到中年时的觉醒和成熟。她说:“小时候,人家教我的好与坏现在交换了位置。别人教导我要把他们当成伟大人物的人在我眼前垮了。恶势力的权威已不复存在——无论他打的是什么最崇高理想的旗号。变成好人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善良真诚的人们,而不是靠镇压和战功起家的铁胆英雄。政治生活里的谎言和虚伪使人不能忍受。一切秘密、地下活动和偷偷摸摸的念头都极可憎。对人、动物,对任何生命形式所采取的暴力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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