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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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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一 、改革以来自由主义的复苏

   1949年后,活跃于中国舞台上的自由主义者,要么出走台湾或西方,要么留下来臣服于新政权。毛泽东通过“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三大运动,彻底埋葬了那些心存自由主义理念的社会精英。在毛时代,敢于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社会名流,可谓凤毛麟角,象梁漱溟、陈寅恪和马寅初这样的著名人物,他们用以反抗毛泽东极权的武器,更多是传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屈原式人格,而非自由主义理念。倒是在1957年短暂的鸣放时期,一批1949年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发言,其中尤以储安平“党天下”论最为振聋发聩。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曾经是革命青年的年轻女大学生林昭,却为打抱不平而成为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她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而宁死不屈,展现了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捍卫真理的勇气。
   反右运动把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随之而来的是万马齐喑。只是到了文革后期,自由主义诉求才在民间悄然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极为严酷的环境中,顾准先生居然写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著作,不能不说是大陆知识界的奇迹。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和大量读书笔记,特别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堪称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经典。顾准还翻译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
   在中国知识界(包括现代知识界),顾准第一次明确划分了十七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两种革命,即导向典型资本主义的英美式革命和导致了帝国专制的法国革命。在顾准看来,法国革命乃苏联十月革命的先驱。无论法、俄革命的口号多么动人,实质上二者同属于只能导致独裁的暴力革命,用顾准的话说就是:1789年和1917年都是“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革命专政旨在“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正是基于这种清晰的英美自由主义立场,顾准选择了告别法俄式理想主义而走向英美式经验主义。他说:“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遗憾的是,尽管顾准在80年初获得平反,但在知识界对改革开放充满激情的整个八十年代,他的自由主义遗产并没有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浮躁。反而是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自由主义言说以反激进的面目再次浮出水面,顾准遗产才得到自由知识界的高度关注。
   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以及毛式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随着国人重新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国门也再次向西方洞开,自由主义重新变成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中共高层出现了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特别是赵紫阳先生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提出政治和经济同步改革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地的民刊和西单民主墙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从文化大论战到方励之等人对政治改革的呼唤,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启蒙,无疑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主流,也是八九运动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步伐,被六四大屠杀所终止,一大批体制内外的开明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被彻底边缘化。
   六四后的十八年以来,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但也必须承认,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汲取,在翻译和介绍上,在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及精髓的汲取上,也在自由主义的本土应用上,不仅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特别是1998年李慎之先生为自由主义破题之后,知识界对英美自由主义的高度重视,对市场化与私有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普遍认同,无疑是中国自由主义取得长足进步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起到了很大作用。或者说,中国改革的现实过程就是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实践。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本身必然带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自由的扩展,二者又必然带来民间力量的增长。

二 、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由于政治自由主义实践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当代自由主义遭遇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夹击:独裁官权的反自由化、新老左派反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反西方。
   1、当局的打压
   六四后的十七年来,当局所能容忍的自由主义仅仅是奏折经济学,而对政治自由主义则进行严控和打压。因为,奏折经济学迎合官方发展经济的政策,全力推介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跛足改革及腐败进行辩护。究其实质,奏折经济学不过是用经济自由主义包装的权贵经济学。然而,宣扬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践行自由主义理念的民间反对派,一直受到来自官权的时紧时松的打压。无论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时代,“反自由化”和“拒绝和平演变”一直是当局的意识形态重头戏。
   所以,那些秉持政治自由主义信念的学者、党内民主派、新闻记者、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或被开除公职、或被封杀言论、或被严密监控、或被投入监狱。自2004年以来,胡温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急遽左转,对各个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官方“黑名单”所罗列的知识界名字,绝大多数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官方学界还召开专门会议集中批判“新自由主义”,民间自由主义的社会空间也随之大幅度萎缩,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被整肃,自由主义网站被关闭,自由主义学人的专栏被取消,以网络舆论维权为标志的实践自由主义被镇压。正如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在《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一文中所言:“自由主义在中国登台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针对着穷人没有改善生存处境的自由、绝对不公平的竞争、官商勾结、政治权力不受节制、平民的私人财产不受保护的社会现实,它与这种现实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不是权势与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恰恰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争取每一个普通人和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力主宪政民主和有限的政府、强调约束不受节制的专横权力的民间自由主义。正因为自由主义的这种特性,它在今日的中国仍然是极其边缘的,并倍受压抑、排挤和攻讦,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属少数派,是个弱势群体。”
   然而,在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官方意识形态衰落,也在经济利益多元化和个人空间逐渐扩展的社会渐变中,自由主义的理念越来越普及,追求民主的民间反对运动也从未间断过,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
   2,新老左派的搅局
   自从1992年中国进入经济改革的快车道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为跛足改革辩护的御用经济学变成主流话语。虽然,御用学者自称是经济自由主义,但实质上是伪自由主义,正是他们为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辩护,严重扭曲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为新老左派诋毁自由主义提供了口实。御用经济学的变味自由主义和新老左派的混淆视听,共同把部分弱势群体的不满引向自由主义,致使自由主义对民众的劝诱力下降。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作出了贡献,但在跛足改革的过程中,官方权力戏弄民间权利的极端不平等扭曲了市场及其分配,御用经济学家片面强调做大蛋糕的效率优先,而忽视自由主义中的公平公正思想。他们先提出为腐败辩护的“交易成本论”,声言腐败是改革润滑剂,是资本对权力的变相赎买,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所以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就应该利用腐败;继而他们又提出为两极分化辩护的“改革代价论”。他们强调任何改革都必须付出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打破毛时代平均主义大锅饭,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两极分化是改革和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御用经济学家因回避政治改革和独裁体制而受到质疑,为新老左派对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击提供了口实。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变成了新老左派的主要攻击对象。新老左派以毛泽东遗产为自己的政治保护伞,打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经济殖民化和关注弱势群体的道义大旗,有意混淆自由主义与为权贵私有化辩护的伪自由主义的明显区别,进而把权贵私有化造成的严重的两级分化和社会不公,归咎于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
   讽刺的是,一直把社会公正挂在嘴边的新老左派诸公与御用经济学家完全相同,他们照样绕开独裁体制和政治改革的停滞,而专注于对民间富豪和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他们关切弱势群体和抨击邪恶的最大勇气,更多地向大洋逼岸的美国霸权咆哮,向在国内备受打压的自由主义吼叫,而对独裁政权制造的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却不置一词。他们既不会为“天安门母亲”呐喊,也不会为法轮功群体伸冤;既不会抗议官权对互联网的封锁、对新闻媒体的严控、对政治异见人士的迫害,也不会为底层群体的利益受损和备受打压的草根维权仗义执言。而受到新左派攻击的政治自由主义群体,则是抗议这些社会罪恶和帮助草根维权活动的主力军。
   新老左派所集中攻击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与作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伪自由派”。所以,新老左派以权贵经济学为借口来攻击自由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理念和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有意歪曲。事实上,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跛足改革的批判立场。看看李慎之、李锐等老一代自由派对独裁统治的批判,读读刘军宁、秦晖、徐友渔等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再看看杨小凯、周其仁等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鲜明立场便一目了然。他们从九十年代中期就尖锐地提出了“社会公正”的问题,批判只重效率而无视公正的跛足改革,批判官商勾结的掠夺性的权贵资本主义,批判无视国民权利、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的权贵经济学。比如:
   1994-1996年,秦晖先生就在《东方》月刊上连续发表“四论公正至上”,激烈地抨击过“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国企改革,指出中国改革的根本弊端“权力作弄权利”,呼吁改革应该遵循“公正至上,起点平等”的法治化市场规则。
   1997年-1999年,徐友渔先生写出《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他指出:腐败泛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而是因为旧权力体制对市场的控制。自由主义绝非不计代价、不顾社会公正地推行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更不能走火入魔到把腐败当成建立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把侵吞国有资产、以权力化公为私当作最有效率的市场化手段;然而,在权力主导经济改革的中国,不公正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也表现在几种经济成分竞争时的不平等,权贵们以加快改革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而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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