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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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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高调说民主 不如低调做民主——俞可平现象观感


   看中共八十六年的历史,中共说民主的历史不可谓不长,特别是在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时期,更是高举争民主反专制的大旗,毛泽东还信誓旦旦地对黄炎培表示:我们已经找到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然而,无论是在野时期还是掌权之后,中共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做过民主。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毛泽东与黄炎培谈民主之前,他已经通过整肃异己的延安整风,把自己变成了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也把中共变成了彻底的独裁党;1949年后,夺得政权的毛泽东把自己变成绝对的极权者,把中国变成彻底的独裁国。
   民主要说,更要做。光说不做,就是欺骗。
   一 对俞可平赞民主的过度解读
   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被大陆媒体广泛转载后,引起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其中,不乏对胡温启动政改的乐观预测,也不乏为现政权贴金的评论,甚至有境外媒体作出完全有悖事实的评论。比如,星岛环球网(www.singtaonet.com)1月15日以醒目的位置发表《大国崛起》政治背景:胡温比知识界更早谈民主》的评论。文章称:“……有学者提出,分析该片(《大国的崛起》)的政治背景看出,中共领导层比中国的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
   显然,此文的标题来自文中引用美国华裔学者李成先生的一段话:“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是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比中国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当然,他们谈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有区别。”
   我不知道李成先生的判断依据何在?可以肯定的是,《星岛环球网》将李成的话作为文章标题是在向胡温献媚。
   如果按照李成先生的推论,我们还可以找到中共领导人大谈民主的许多言论,特别是1949年前,中共为了打倒蒋介石而高喊自由民主,毛泽东曾大谈民主,甚至也曾呼吁美、英两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也曾连篇累牍地赞美英美式民主。然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泽东实行的恰恰是整肃异己的独裁主义,从党内高层的张国焘、王明等人到知识分子的王实味等人,无不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12岁的孩子也被列入“抢救对象”;在1949年后的中国现实里,登上天安门的毛泽东及其中共却大搞极权主义,致使中国人全部变成“党奴”,中国变成毛泽东个人实现政治野心的试验场。正所谓从昨日小延安的党内独裁到今日大中国的国家独裁。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公开谈论民主的言论是西单民主墙运动,邓小平为了重新掌管最高权力而利用过民主墙,但是当他登上权力宝座后便无情地取缔了民主墙,并将魏京生等民主墙人士投入大牢。
   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中共容忍了高校竞选运动,也开启了基层农村的选举,但直到今天,无论是人大选举还是村民自治,仍然是官权操纵下的半吊子民主。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民间自发争取民主的运动,无一不遭到中共政权的压制。伴随着民主墙、高校竞选、八六学潮和八九运动的官方行为,是压制和监狱,是清污和反自由化,甚至,伟大的八九运动喋血在中共坦克的履带之下。
   六四之后的十七年来,六四亡灵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安慰,此起彼伏的民间争民主运动也一直遭到镇压。从江朱到胡温,中共领导人所谈的“民主”大都是假民主,是要“党主民主”而不要“主权在民”;而大陆自由知识界所谈“民主”才是“真民主”,是要破除“党主民主”而实现“主权在民”。
   所以,用“中共领导层比中国的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作为文章标题,是不尊重基本事实。而不尊重事实,既是向官权献媚,也是对民间的轻蔑。
   二 俞文引起关注的原因
   作为中共官员的俞可平之所以引发关注,不在于他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民主理论,而在于他讲的都是民主的常识,且与其他中共高官的民主说辞完全不同。
   1,俞文一扫“党主民主”的话语霸权,尽脱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八股说辞,也不再重弹“中国特色民主”的老调,甚至不提胡温政权最爱谈论的党内民主和温饱权优先,而是直截了当地赞美论源于西方的普世民主,用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的语言道出了民主的优势:虽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也不会有万能的民主,但俞文理直气壮地说:“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所以,“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邱吉尔先生的名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我们所能实行的最不坏的制度。
   2,俞文不是泛泛地赞扬民主,而是开篇就针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来谈民主,并驳斥了抵制民主的“特殊国情论”。俞文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当然,他不喜欢也不会明说,而会说,民主怎么不符合国情民情,民主的条件怎么不成熟,公民的素质怎么不行;或者说,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 推动和实践。”
   3,俞可平的身份和官方媒体的大规模转载。他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又被外界称为“胡锦涛的文胆”,他的民主赞歌似乎就别具微言大义。同时,俞文在政治上一向保守的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首发,接着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和新华社等官方重要喉舌转载,加之此前中共官方频作“人权秀”、“新闻自由秀”,温家宝在中共文联和作协大会上的开明讲话,似乎更给以胡温政权启动政改的暗示。
   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呼吁和论政,不仅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就早已成为中国自由知识界的共识,而且在新世纪的互联网时代也成为网络民意的多数共识。即便在中共党内,俞可平的观点也不新鲜,从八十年代赵紫阳的智囊们到九十年代的党内民主派,一直在讲政治民主化改革,比如,1999年,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大声疾呼,2002年李锐先生给中共十六大的上书,2004年任仲夷先生公开批评邓小平不作政改的跛足改革、呼吁尽快启动政治改革,2006年周瑞金先生多次公开发言呼吁政治改革,……等等。
   4,与目前大陆知识界的民主论述相比,俞文具有少见的简洁性和通俗性。俞文用的是大众化语言而没有任何抽象的概念,全文不到二千字却基本说清了民主常识;特别是“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标题,采取了最为通俗的口语化表达方式,具有直接打动大众的穿透力。我预测,“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必将变成广为流行的公共话语。
   在如何把民主理论变成大众常识这点上,俞文值得自由知识界的学习,学习其通俗化表达的技巧,学习其制造流行观念的能力。只有表达的通俗化大众化,自由知识界多年来积累的自由民主成果,才可能逐渐变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从网民到学者、从主持人到官员都常用的公共话语。在这点上,吴思先生为自由知识界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他所创造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巨大解释力,现在已经成为公共话语领域的常用词之一。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刘军宁先生的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他所呼唤的“中国文艺复兴”,意在宣扬“天地之间,个体为尊”的自由主义价值,使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变成民意的主流共识。所以,他大力提倡通过通俗文艺的形式来普及自由主义理念,其用心也在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在于唤醒自由知识界创造通俗观念和普及自由的意识。
   三 对俞文的过度解读是误导
   尽管,那些从俞文中看出诸多微言大义的舆论,反映了外界对中共现政权的善意期待,意在用戴高帽方式激励中共启动政改。但就胡温上台以来的作为而言,不论这样的主观期待多么善意,最终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其客观效果必定是误导舆论和公众。
   事实上,俞文没有那么多微言大义,更不是标志着胡温准备推出“政治改革的蓝图”。境外媒体对俞文的过度解读,如同前几年炒作的“胡温新政”一样,不过是舆论泡沫而已。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发表,与其说标志着胡温政改的征兆,不如说再次向世人凸现了中共本身不断蜕变的事实。
   1,俞文反映了中共的蜕变。六四以来,鉴于必须应对民间权利意识的迅速觉醒和维权活动的此起彼伏,鉴于中共内部异见声音的不断出现,也鉴于必须应对主流国际社会人权外交的压力,处于道义弱势的中共政权也不得不进行调整,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引导中共完成了从革命党到利益党的转变,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中共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也已经变成中共官场的主要激励。与此同时,官权镇压的残暴性在逐步地下降,意识形态说辞不断蜕变,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选择自己的核心口号时,也要尽量表现出开明的一面;中共政权也开始利用普世观念来作秀。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期不可能写进宪法、不可能见诸于中国公共舆论的观念,新世纪以来已经逐步写进了宪法,并逐渐变成公共话题。例如,私有化、司法独立、人权、有限政府等观念就是这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6年妓女示众事件,激起网络和纸媒的强烈谴责之声,形成了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和公开捍卫人权的舆论救济。
   2,俞文反映了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念上的分化或多元化趋向,不仅在民间社会日趋明显,而且在中共内部也不断显现。那些已经去世或退休的党内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政治观点都不同于现任当权者;现任官员的价值观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大多数官员奉行私下一套而表面另一套的犬儒策略。即便是官员们的公开发言,也不再是千人一腔了,有些官员甚至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比如,谈到中国的司法改革,最高法院院长肖杨的言论显然比公安部长周永康开明得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喜欢谈“协商民主”, 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喜欢谈“和平崛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直是宪政民主的提倡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一直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提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共军中将刘亚洲经常在网上发表出格的异见,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说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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