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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

前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在造物主的关照中顺坡直下,一溜烟就抵达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路左是基督教的“明恩堂”,洁白的墙,粉红的顶,犹如群山环绕中的儿童乐园;路右则是一条条通向苗族村寨的土坎。我们在村民的指点下步步登高,不过几分钟,公路就在十几米深的藤蔓掩映的脚底了。与我们探访过的所有偏远村庄一样,大人、小孩和狗源源不断地自泥土里冒出来,茫然而友好地笑着。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远远就仰望到本文的主角王子胜屹立在岔路口,在他之上是变幻多端的裸土,以及亘古不变的群峰。

   我们如异姓弟兄一般,握手并彼此拍肩。王子胜生于1940年,67岁,身材矮而壮,像扣着大棉帽的土墩子。寒暄之后,他就引领我们再登十几米蛇形土坎,直达西北角的农家大杂院。

   眼下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猪狗鸡人错落混居,异味扑鼻。王子胜率先推开正门,躬身让客;可客还未入,一只爆鸡婆就咯咯招呼着数十鸡娃喳喳抢入。我于昏暗中挖出相机,习惯性地拍了好几张废照片,直待主角在谦让声中落座,其目光坚定的面部特写才清晰地定格在镜头里。

   阳光投进来半截影子,孙医生开始介绍我们的来意,跟着,访谈开始。

   王子胜:你是教内弟兄吗?

   老威:不是。孙医生是教内弟兄,我听他讲述了你父亲的事迹,深受感动,所以特地赶过来采访。

   王子胜:听口音,你不是云南人。

   老威:我是四川人,在成都长大。不过云贵川三省的口音应该很接近。我目前是职业作家,也就是说靠卖文为生。

   王子胜:不容易啊。

   老威:你们更不容易。在眼下人心惶惶的乱世,始终坚持一种信仰真的很难。

   王子胜:我们家从老爹(爷爷)那代就信主了,顺着这条血脉一直下来,信主就成自然而然的事。

   老威: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啰?

   王子胜:记忆中,基督教最早传入本地是1906年,教堂设在离这儿不远的洒普山。当时有两个牧师,一个澳大利亚人,叫郭秀峰,一个英国人,叫师明庆,骑着骡子,颠簸了几天几夜,从昆明过来。进入苗寨时很轰动,因为自所谓开天辟地,好几千年,莫提苗人,就是汉人,也没见过长成这样子的。黄头发、绿眼珠、鹰钩鼻子,个头比一般苗人要高许多,所以不管他们到那儿,隔半里路就能望见。

   老威:你的描述令我想起了《山海经》,两种相互隔绝的东西突然遭遇,感觉上是很奇异的。

   王子胜:自古以来,无论是贵州,还是云南的苗族,都生活在崇山峻岭。刀耕火种,采桑狩猎,比飞禽走兽好不了多少。《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就是招降边陲苗王的掌故。

   老威:对,孟获是大苗王,统领各洞苗王对抗蜀汉大军。我还记得书中的苗地瘴气弥漫,汉军水土不服,成天昏昏沉沉,而裹着兽皮、扛着籐甲盾牌的苗兵就乘机来袭。

   王子胜:苗族拜鬼神,鬼神却从来没有帮助苗族摆脱被征服、宰割的命运。在旧社会,由于传统的陈规陋习,苗民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烧香祭鬼,遇红白事,更要请端公、师娘来家里,摆道场,吹吹打打地跳神作法。本来家家户户都穷得刨地坑,可还要铺张浪费,死1个人,要杀猪宰羊,请全村人大吃大喝7天;尸体要停放10到20天,臭了,水都从棺材板里往外淌了,还在顾及忠孝的名节,还在顾及鬼神的报应,不愿抬出去埋掉。总之,请神送鬼,端公开口才算数。外国牧师来的那一年,恶性循环到了极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富户。房子歪歪倒倒,一场大雨过后,就塌掉。塌掉就塌掉,将就着住,也没那力气重修。人与牲口同宿,吃喝拉撒全在同一个地盘,穷狠了,还讲究个啥?“卫生”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可结果呢,1号病2号病流行,跟刮风一样,一个村接一个寨,人一片片倒。

   老威:什么叫1号病?

   王子胜:1号病是鼠疫,2号病是伤寒。染着就死,根本埋不过来,几个人一个坑也不行。腐烂了还污染土地、水源。端公与鬼神同在,可那时端公也死得差不多了,因为传染病不认你是谁。只有骑着小毛驴来的外国牧师,不提钱,不提端公还是普通人,统统抢救。别人逃出来的地方他们偏要进去,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往你嘴里塞药片;实在救不活了,才低下头,划着十字,在旁边做临终祷告。

   就这样,他们的事迹传扬开去,许多死里逃生的人都放弃鬼神,信了耶稣。外国牧师还替大家打井起房子,重建家园;教大家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讲究卫生、认清端公的骗人把戏。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后,他们才讲解《圣经》,教大家做祷告。最后,他们选中了洒普山作为传教的据点,并在那儿逐步修建了云南境内最早的教堂。

   从此方圆百把里都有了信靠,每逢星期日,苗、彝、傈僳族的群众就自四面八方聚拢洒普山,听上帝的声音,而平时则在家里或村里做祷告。许多家长领着孩子,让外国牧师取名。我已记不得我老爹原来的名字,只记得“王撒世”这个名字是澳大利亚郭秀峰牧师改的,意思是丢开尘世的一切去追随主。

   老威: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也只有追随主了。

   王子胜:我父亲王志明生于1907年,也就是外国牧师进来的第二年,原籍富民县东村乡芭蕉菁村。1921年上禄丰县大菁小学,1924年被老爹送到洒普山上教会小学,1926年毕业,受教会指派,先后在嵩明、禄丰两县乡下教书并传教,直到1935年回到武定县洒普山,继续在各山村教书、传教。抗日战争爆发,外国牧师受命去别处,我父亲就被推荐为洒普山总堂的传道人,1944年出任洒普山总堂会长。

   老威:据你描述,这洒普山算云南境内苗族教会的发源地,那总堂的范围有多大呢?

   王子胜:下辖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5县苗族教会,是最大的教区。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全靠骡马,传播一次福音要翻山越岭好多天,十分艰辛。可在父亲的亲自操劳下,教会发展得非常好,据有关资料证明,到解放前夕,仅武定县内,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群众受洒普山总堂之感召,信了耶稣。1945年,父亲他还去昆明翻译编纂了苗文的《颂主圣歌》,这恐怕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诗。

   老威:可否讲得更详细一点?

   王子胜:我出生太迟,旧社会的事情就只晓得这些。到了新社会,所有的活动都被禁止了……

   老威:此地的土地改革是哪一年?

   王子胜:1951年,我11岁,记得那年我父亲在昆明受储怀安牧师按立,升任牧师。

   老威:储怀安?外国人?

   王子胜:中国人,长期住上海。当时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撵跑了,共产党说,洋教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老威:你父亲也算受命于危难之际。

   王子胜: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这是自然而然;父亲既然做了多年5县教会总堂的会长,神职升迁也是自然而然,不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

   老威:我在禄劝那边采访过84岁的张应荣长老,他家因为信仰耶稣而被划为地主。

   王子胜:我们村子太穷,没有地主、富农,成分最高的是中农,有3户,剩下的统统贫农和雇农。按土地政策,我家划贫农,因为信基督,就区别对待,不能分包括田地、房屋、财产之内的任何胜利果实,不准入小社(初级合作社)。

   老威:没有地富分子,阶级斗争如何搞?

   王子胜:本村没地主,就从外村借来斗,诉苦呀,游田坎呀,打打杀杀呀,除了不准我们基督徒聚会,运动方面的花样一次也没少。当时父亲曾私下叹气:咋个搞的嘛,人家外村好心好意将田地租给我们种,租子也不多,算施恩了,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

   老威:没料到你父亲身为苗族教区总堂会长,家里这么贫寒。

   王子胜:可精神并不贫寒。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勒令父亲回家种地,于是他就回村里,在群众的监督下踏踏实实地种地,还兼任小队会计。因为《圣经》里讲,身体要顺从掌权者。

   老威:作为上帝的牧者,他中止了放羊吗?

   王子胜:每日的祷告从未间断,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摸上门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互的祷告紧紧张张,完全是地下活动。接着,上面派了民兵,专门看守,逼着父亲交代与外国牧师的关系,是不是帝国主义留在本地的定时炸弹,等等。没办法,基督徒之间的往来只能中断。1954年,公安局还以“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的罪名逮捕了父亲,在禄劝县监狱扣押了好几个月。

   老威:据我所知,有相当一批基督徒在所谓的解放初期惨遭迫害。

   王子胜:父亲在苗族教众里威信极高,加之身体能够顺从掌权者,所以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在严厉镇压的同时,要树一个正面的可以对外宣传的典型。于是父亲莫名其妙被扣押,又莫名其妙被释放,还进入楚雄州政协筹委会。1956年,他竟以牧师身份,任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老威:你父亲有幸成了共产党“三自爱国”的统战工具。

   王子胜:这在当时的确比较轰动,《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消息。后来父亲从农村调到武定县文化馆,还当上第一届州政协委员。

   老威:帝国主义走狗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了?

   王子胜: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始终不放心父亲,父亲也觉得心不在那儿,他一直祷告,求主宽恕。他的人生就这样起起伏伏,虽然是见过毛主席的名人,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叫揪出来,写交代,挨批斗;到了1964年的“小四清”和“大四清”运动,他就被解除一切职位,彻底清除出阶级队伍,重回村子接受监督劳动,好比兜了一个政治荣辱的大圈子。其实他晓得,置身这样的无神论社会,自己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在十字架和共产党,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最终必须要有个了断。他在等待,在逆来顺受,可从不随波逐流。

   老威:基督教最著名的箴言是: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

   王子胜:是,无论是耳光还是亲吻,都一样。父亲他晓得自己一出生就被选中,将以人子的血肉之躯去重蹈神子之路,上十字架!在荣耀主的同时复活!

   老威:后来呢?

   王子胜: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涌入家门,抄家打人,我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串游乡。父亲戴着“帝国主义间谍走狗”的高帽子,揪去开万人大会,简直就叫拳头和口水给淹没了。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这样熬了两三年,风浪看上去平静些,造反派忙着打内仗,也顾不上天天上门。父亲借此空隙,又和村里的一些老基督徒串联,半夜跑到附近山洞秘密聚会,手里没《圣经》不打紧,只要心里有《圣经》,就能领受福音。苗族虽然穷,还是比汉族纯朴,毛泽东这种“万寿无疆”的人间邪灵,尽管热闹一时,最终却蛊惑不了本族的心。福音又慢慢在村子里传开,也没人去告密。

   可最后的考验到底来了,1969年5月11日凌晨,我父亲被正式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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