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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

   
   
   
    1989年9月9日,在六四屠城之后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监狱。虽说这个坐牢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找的,但由于是平生头一次,因此难免有心绪不宁乃至心头痛楚的时候。而每当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想想那些已经被判或将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与他们相比,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提醒对我来说很见效,我往往会较快地平静下来。
    将近一年半之后,我出狱了。在这一年半中间,当局制造了大量六四良心犯。而在所有六四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难的,不是像我这样具有学生或知识分子身份的“动乱分子”,而是所谓的六四“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出狱之后,我不能忘记六四死难者、伤残者和被苛以重刑的六四抗暴者们。1993年春夏之交,在还能明显感觉到严酷、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开始寻访六四抗暴者家属。我走进北京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当时才20岁刚出头。自他被抓之后,父亲郁郁寡欢,终日无语:一腔悲苦,向谁诉说?建文的母亲比较坚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让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见到了贾马杰的母亲。小贾当年还是一个未毕业的中专学生,因为给一辆已经燃烧的军车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贾的母亲年纪并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儿子,已然头发花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见到她,我只能想起一个人——祥林嫂。小贾有个同班同学叫苏刚,家也在钢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15年。让我略感庆幸的是,苏刚的父母默默承受了儿子冤案带来的重击,精神尚好。我还去过被判了20年的刘建文和李红旗的家,去过被判处死缓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六四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我承诺不公开、不张扬,但我寻访过的多数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带去的人道救助款。
    我第三次坐牢时,后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16中队。2002年4月21日上午,我忍无可忍,和二监有名的绰号为“庞狠子”的狱警发生了公开冲突。很快,狱方将我关进禁闭室,到晚上又将我移送到10中队——集训队去接受“严管”。或许真是缘分,集训队里当杂务的,就有两名六四抗暴者——董盛坤和张茂盛,当年他俩都被判了死缓。而三楼上的12中队,还关押着数十名六四抗暴者;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我被关集训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见到12队打饭的窗口前,与许多抗暴者见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们肩扛着令人生畏色变的长刑,不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么多的苦,却对做过些微好事的我备存感激,且溢于言表。中午时分,杜建文就通过董盛坤给我送来了袋装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张茂盛对我说,以前有个时期,他们曾经设法搞到过半导体收音机,因此他们都知道丁子霖老师的事。已经在狱中煎熬了13个春秋的他们说,比起六四殉难者来,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要我提前给丁老师带个好,等他们出狱后,他们一定会去看望丁老师和其他死难者家属。最后,董盛坤眼中闪着泪花对我说,请你出去以后转告六四死难者母亲:请她们节哀保重,我们就是她们的儿子!那一夜,我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后被关集训的日子里,为了能和12中队的六四抗暴者们天天打个照面,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机会,我就上场打篮球。我和三楼上的他们注目相望,挥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势。后来他们动情地告诉我,每当看到我三步上篮时的矫捷身影,他们心里就别提多带劲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监狱。很快,全美学自联将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授予了我。我在获奖答词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六四犯(所谓“暴徒”)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不久,我又将二监中六四抗暴者的情况通报给了国际人权组织。在2005年3月于香港出版的《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写道:因反抗六四大屠杀而正义地抗暴的“暴徒”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启、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六四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日劳作、历尽磨难的六四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张茂盛家的电话。茂盛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茂盛今天出来,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当天下午,我赶到牡丹园小区,见到了已分别4年的茂盛,见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过来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师大来看我。盛坤于2006年9月5日出狱,但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亲!老人家带着无尽的悲愤,于2003年5月11日与世长辞。2006年12月22日,我和盛坤、茂盛和孙传恒(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出狱)去看望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望着三位因抗议军队屠杀蒋捷连、王楠、袁力、叶伟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尽迫害和磨难的中年“小伙子”,丁老师百感交集。她对三位抗暴者说:以前我老是觉得,如果小连活着,他今天一定会是一位教授,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人才。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小连、王楠、袁力、叶伟航……如果没有死在当局的屠刀下,他们几乎也肯定会像你们一样,走上街头去抗暴,去烧屠夫的军车的!而他们也就会被关进大牢,说不定到今天才刚刚被放出来。而放出来之后,苦难还远远没有完。正如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如何谋生?往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的确,六四抗暴者的路还很难走。尤为令人可恨的是,当局关了他们17年还不过瘾,还要“依法”从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分别是:孙传恒5年,张茂盛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欧盟,当中共当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恳求你们解除武器禁运时,不妨反问他们一句:是否也应当把“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强加于六四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应当全部释放还在忍受牢狱之灾的六四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2007年5月29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5月29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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