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好些日子未去许良英先生家了。原因是，他不赞成我身陷物理学研究的黑洞中而无暇顾及其它；而我也有倔脾气，既然已经走了90里，也就听不进别人的规劝，非要执拗地把最后10里路走完。8月28日我终于去见许先生，随身带去三篇关于左右对称问题的物理学论文，及7月底完成的《与“左派”过招和谢老商榷》一文。我告诉许先生，我的物理学研究已经鸣金收兵，剩下要做的，是尽快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我对许先生坦言，如果我的论文能够公诸于世，那么，李政道、杨振宁主张的“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不再对称”，就悬了。

   我承认，在许先生面前这么说话，多少是有点狂了。但是，我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通过谦卑的推理和论证，我的结论是，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我相信许先生完全听清楚了我的话，但他似乎无动于衷。我心里明白，他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你这个物理学世界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居然能推翻50年前经李、杨和吴健雄等“大师级物理学家”所确认的结论？

   表过物理学之事，我开始介绍《和谢老商榷》一文。这时，87岁高龄的许先生马上变得神情专注，反应敏锐，谈锋甚健。他说，早在1988年11月“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他就公开提出：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违背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接着他尖锐批评了辛子陵先生的治学态度。他认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几个重要论断均与历史事实不符。许先生告诉我，他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后，曾经通读过39卷本《马恩全集》，这次经过重新考证，他得到的结论是：

   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抛弃过共产主义口号，从未放弃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们直到晚年，也没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2、列宁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3、当代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是一种改进版的现代资本主义。

   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党专政主义。

   我对许先生说，我读过4卷本《马恩选集》，我赞同他的四点结论，并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共产主义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听我言罢，许先生笑着说，既然你的看法跟我一样，那我就可以省点精力，你的文章（指《和谢老商榷》一文）就没必要读了。

   时近中午，许先生要下厨房做他的拿手快餐——馄饨、江米团子、菜蔬一锅烩，留我吃中饭。我没有忘记去年跟他小儿子许平说过的话：你父亲做的乱炖饭，我只能吃一次。于是，我赶紧说，我的口味与你不一样，我回家去吃。临走时，我很认真地告诉许先生，由于自己对物理学研究的沉湎，而把一件早就想做的事耽搁下来了。这件事就是：好好地批一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长久以来，我注意到一个基本情况，那就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遭到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和十分有力的证伪，甚至连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们也都无奈地承认，马克思在书中作出的许多论断均已过时了。但很有点不同的是，就质疑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我却总感到有些话并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批得的确不够到位，“棋没有走干净”。与此相呼应，就是马克思的信徒们，例如李成瑞、马宾等170位“左派”们，还依然相当心安地把它当成不可多得的宝贝和护身符。甚至民间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曾对我说，唯物史观还真有道理，经得起推敲。不过，我直觉地相信，既然马克思那么多斩钉截铁的断言都被证伪了，他赖以作出断言的基本原理就一定存在致命的硬伤；只要把硬伤找准了，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这里，让我们不妨先来见识一下，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个什么东西。

   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唯物史观的提出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作出的两项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官方对恩格斯的话不敢有半点怀疑和不敬就不去说了，中国民间的一些学者，甚至个别异议人士，又是怎么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呢？一种典型的说法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登峰造极的恭维是，“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生产过程的剖析，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概念，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原理的提出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人工论提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81页）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见过会吹捧的，但没见过这么会吹捧的。

   大家知道，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意识决定存在的，被称为唯心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的，被称为唯物主义。坦率地讲，我至今依然持“存在决定意识”这一观点。就是说，自然界先于人的出现、当然也就先于人的意识的出现而存在，因此它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人的意识并不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一见解，对我仍然很有说服力。

   然而，我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却早就心存狐疑。经过一番沉思、解析和积淀之后，我更是认为，似是而非的唯物史观的提出及其传播，完全说得上是人类理性的一种重度迷误。

   众所周知，马克思用“社会存在”来指称社会的经济状况，用“社会意识”来指称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及哲学的观念、观点和思想等。然而我发现，当马克思将“存在决定意识”套用于人类历史进程，从而断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时，他并没有作出以下论证：1、在社会存在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或者，2、虽然具有社会意识，但它对人的经济活动是全然不起作用的。相反，我们却看到他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论述，即社会意识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可不能小觑马克思的这个补充论述。马克思的本意，当然是为了补台，为了自圆其说。但在我看来，这一补充论述所起的作用却是大大的拆台；它在不经意间，几乎完全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因为，什么时候只要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作用，它也就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和构建，那么，这个时候的社会存在就不能称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社会意识的；因而也就不能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说实话，在三言两语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纸老虎品性就已赫然裸露，它的“基本原理”就已岌岌可危，这连我自己都感到暗暗吃惊。为了逃避最后的证伪，历史唯物主义者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他们唯一可做的，是尝试进行以下的辩解：在人类元初的经济活动中，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因而人类最初的经济状况是在与社会意识无关的情况下先行生成的；而人类最早的社会意识，则是在已有的人类最初经济状况（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不就出来了嘛。不过我认为，即便这一辩解能够成立，实际上也无济于事。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表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人类史的最初阶段是适用的。而过了那个十分短命的阶段，当社会意识开始“发展起来”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了，“闪耀真理之光”的历史唯物主义火炬也就熄灭了。这样，没辙的人们不是还得告别马克思，在黑暗中自己打着灯笼，再去另找“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吗？

   我猜想，马克思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从历史唯物主义问世的那一天起，紧着往好里说，它也就一直处于十分可怜的、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状态之中：充其量只在一个无穷小时段之中才能成立。我愿意相信，不是出于利令智昏，而是出于理性迷误，“学者”马克思以罕见的“理论勇气”宣称，在整个人类史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更为可悲的是，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徒们，或出于理性的迷误，或出于别的考量，一百多年来都只是重复其祖师爷的论断，恐怕从来没有想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实在是一件很唯心的事。

   现在，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最后的轻轻一击，即论证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不可能是毫无社会意识的。

   首先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但是，关于人这个物种，我们有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是能够自觉思维，能够运用符号进行交流，能够使用工具并能建立复杂社会组织的物种。人类最早建立的社会——旧石器时代社会，就是由处在特定关系中的人的群体组成的自创生、自组织系统。那个时代的小规模游牧部落（氏族），既靠狩猎和采集，同时也靠习俗、仪式和禁忌，以及相应的神话和信仰体系来实现自我维持。不能设想，人类的元初社会只有社会存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能设想，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心灵一片荒芜、只会干活的机器。作为人，他们具有最初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意识，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至此不难明白，说处于元初社会中的人没有社会意识，或说他们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没有社会意识，其实是很荒唐的。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意识而先行出现，并且由于社会意识必定作用于社会存在，因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乃压根儿不能成立。

   这一观点的另一种等价表述是：即使在历史的出发点处，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也不可能在政治、文化的真空中，或在政治、文化的功能被麻痹、被冰冻、被屏蔽的状态下进行或形成。从元初态开始，人们在解决吃、穿、住、行中，就有政治、文化的因素内禀地参乎其中，并分分秒秒、无孔不入地起着作用。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经济状况就不可能独立于人们的政治、文化状况而先行存在。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就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就不是什么基础，政治和文化也不是什么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