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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吕洪来与《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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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初到杭州
·十三、告别临沂
·十四、再到杭州
·十五、浙北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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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又是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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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初到杭州

王金波

   我去杭州的一些经过,曾经在《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一文中介绍过。因此,有些地方在下面可能就要讲得简单一些。

   1999年1月14日下午,我收拾好东西,怀里揣着300多块钱(其中有260块钱是借了一个同事的),让一个同事骑自行车带着我,从临沂制药厂往北去。离汽车站还有一两千米,一辆临沂发往温州的卧铺客车过来了。我急忙下车拦住,问是否路过杭州,卖票的人说走杭州城里,我就上去了。车票跟在车站上一样,120块钱,我讲价没讲下来。因为据说按照惯例,在车站外面上车要稍微便宜一点。车的后部还有几个座位,我脱鞋上去躺下。这是我第一次坐卧铺客车,觉得的确比只有硬座的汽车舒服多了。

   这是我自1995年回山东工作后第一次去南方。时隔3年半了,南方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我在江西4年,直到离开江西的那一天也没习惯南方的饭菜,总是吃一点就饱了,吃完一会儿就饿了,4年期间饭吃得像在家里一样饱、一样舒服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1个月。当时还没有京九铁路,我多数在上海倒车,因此也多次路过杭州,但是4年中一次也没下去看看这个“天堂”——囊中羞涩。现在我终于要到这个人间天堂来看看了,尽管一切都是未知数。

   凌晨5点半,司机让我下了车。很好,这个地方离吴义龙家很近,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但是,无论我如何敲门,都没有人答应。我四处转了转,是这个地方呀,没搞错。我急了,难道吴义龙出事了?出了小区我给吴义龙打电话,没人接,打传呼,没有回应。打了好几遍,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反应。又去吴义龙家看看,敲门,照旧。怎么办?看来只好找别人了。找谁呢?杭州朋友的地址,我只有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张义才4个人的。王有才进监狱了,肯定无法找他。那就剩下祝正明、张义才两个人了。这两个人的地址我是从《中国人权观察正式成员通讯录》上看到的。祝正明我知道是浙江民主党的主要成员之一,但是我从未跟他联系过。张义才的具体情况我并不了解。那就去找祝正明吧。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在家。

   我找到了祝正明。见面之前我以为祝正明高高的、瘦瘦的,而实际上他个子很矮,胖胖的。至于那个张义才,祝正明说大家跟他没有什么来往,他好像是为了自己的一件什么事情感到不平,到处打官司,也不知怎么跟秦永敏联系上的。下午,祝正明骑助力车带着我去了毛庆祥家。毛庆祥打开门,一看是祝正明,让我们进去,接着从里屋出来几个人。祝正明向大家介绍我的名字,吴义龙一下子高兴极了。吴义龙也跟我想象得不一样,不是原来我想象的胖胖的、个子不高的样子,而是有大约一米七三、四高,瘦瘦的。但我一看到他那条腿,则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他竟然是小儿麻痹症。我问他早上怎么回事,他说睡得晚,电话线拔掉了,传呼关了。怪不得呢,让我虚惊一场。

   主人毛庆祥中等个,一看就是个忠厚之人。朱虞夫胖胖的,脑后留着马尾巴,一副艺术家形象。王荣清很清痩,穿着皮外套,很像是个商人。他们3人我以前没有打过交道,彼此介绍了一番。其实他们3人都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他们投身民主运动的时候,我刚开始认字。

   晚上我们去了吴义龙家。仍然是祝正明带着我,路上他还去了一家医院看了看,因为他身体不舒服。到了吴义龙家,果然就是早上我找的地方。不管在哪个城市,只要拿着地图,我还从来没有找不到的地方。这里位于江干区景芳小区,是戚惠民先生的房子,很小,一室一厅。后来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吴义龙和小单住卧室,我睡客厅里的沙发。虽然条件极为艰苦,但我至今怀念那段令人难忘的短暂时光。在那里,我认识、熟悉了很多朋友,比如至今仍在坐牢的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谭凯,曾经坐过牢的单称峰、戚惠民、来金彪、王荣清,外地的吕洪来、晚成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坐过牢的朋友。

   来到这里,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吴义龙被开除学籍。当时吴义龙正值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但无耻的权力者在他毕业论文答辩前3天开除了他的学籍。这其中的详细经过以前我曾经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从此以后,吴义龙被迫干起了职业民运。

   当时虽然全国范围内民主党组党活动大多处于低潮,但是在吴义龙等朋友的带动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仍在坚持。被吸引过来的,很多属于普通的底层民众,草根色彩很明显。也有一些老资格的异议人士,比如俞杭升(或名俞杭生)、聂敏之曾经来过。其中聂敏之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而他在文革期间曾经因为反对林彪被判死刑,行刑前恰逢林彪摔死而留下一条命。2000年聂敏之老先生在风烛残年之际竟又被判处劳教1年,1个月后回家。我出狱后听说,他在回家1年后终于走完了70年的坎坷一生。

   吴义龙家实际上起了一个接待外地朋友的作用。其中有一个上海宝钢的退休工程师应承安,湖北黄陂人,笔名晚成,取“大器晚成”之意,来的次数较多。我们都叫他“晚成先生”。晚成先生是12月17日王有才案开庭时,应胡江霞的呼吁来到杭州市中级法院门前,认识杭州朋友的。据当时在场的小单和晚成先生说,那天全国各地来了好几百人。晚成先生拿着一个相机照了几张照片,被一个50岁左右的警察发现,警察上前就要夺相机,被人们拦住,晚成先生趁机躲了起来。而那个警察一看被拦住了,也就不再上前,扭过头去嘟囔了一句:“也不是我自己想这样,是上面安排的。”晚成先生曾去法院领旁听证要求参加旁听,法院工作人员声称去别的办公室拿,结果再也不回来了。晚成先生曾经发表过《评刘家骅〈写给中国“异议人士”的一封公开信〉》、《探讨宪法。展望民主》等文章。到了2000 年,我好像从蔡桂华或者另一位上海朋友那里听说,晚成先生被抓起来了。

   晚成先生是民革成员。杭州西泠集团还有一个退休工程师萧利斌,是农工民主党、致公党还是九三学社的成员,我记不清了,也经常跟大家见面。他们这些所谓“民主党派”的成员,对共产党也是非常不满。晚成先生说,他们民革作为一个政党,所有的活动竟然就是过年时开个茶话会,“吃瓜子,喝茶!”他重复了好几遍,说得大家都笑了。后来我在西安见到了曾经担任林牧先生私人法律顾问的窦培信律师,也是民革成员,他的父亲曾经是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窦培信对共产党的本质也认识得很清楚。可见,那八个所谓的“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其成员中也有不少主张改变中共一党专制局面的。其实,作为政党,仅仅自甘“参政”,“接受”其他政党的“领导”,恐怕也不见得就是它真心这么想的。我记得波兰在1989年政治转型过程中,作为共产党体制下的陪衬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一开始曾经跟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结成“执政联盟”,但随着共产党在参议院大选中的彻底失败,这两个政党退出了“执政联盟”。而在情况特殊的德国统一进程中,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则在大选中获胜,并组织了统一之前的最后一届政府。我想,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时候,这些“民主党派”恐怕就不会跟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

   现在正在看守所的谭凯,也是我在这里认识的。他好像比我小1岁,家在绍兴,对文化很感兴趣,当时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人或者文化方面的书,并曾拿出那本书的提纲给吴义龙和我看过,可惜现在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他对现代民主理论了解得要少一些,并不热衷于组党。去年我出狱后听说他早就到了杭州开店修理电脑,有时候参加环保活动。但是,去年10月他被莫名其妙地逮捕,而他被逮捕的过程,实在疑窦丛生,令人不能不怀疑那是一个设计好了的圈套。

   第一次去杭州,我还认识了吕洪来先生。那天吴义龙、王荣清、小单、小郑(郑大中,比我小两三岁,安徽舒城人,跟我大学里的一个同班同学是一个村的邻居。当时他在杭州做生意,因跟吴义龙是安徽老乡所以开始了交往)等几个人(那天可能还有谭凯)在一个饭店吃面条,忽然王荣清的手机响了,他出去了,一会儿领了一个胖胖的中年人进来。王荣清问大家:“知道这是谁吗?”大家都不知道,王荣清说:“这是天津的吕洪来先生,79的老民运了。”原来是他!吴义龙和吕洪来说了两句之后,我也作了自我介绍。吕洪来惊喜地对我说:“你怎么也在这里?”我说我想来这里打工。原来吕洪来购进一批河北沧州鸭梨,准备来杭州卖。因为对杭州市场不了解,所以先行一步来看看。我第二次到杭州之后,一天吕洪来又到了景芳小区吴义龙家,原来他和夫人早已来了,但是那个市场很不好销,想转移到不远处的另一个市场,但是市场管理方不愿意。没有办法,他只好再来找朋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否则,他不打算再麻烦朋友了。于是,大家帮了他一下,终于在年前处理完了鸭梨。但是,正像别的朋友也看出来的一样,我觉得他对于做生意似乎并不在行。

   有一天晚上,我跟吕洪来一起睡在王荣清家里,晚上我俩聊得很晚。此外,别的时候我也见缝插针跟他聊。虽然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但是事后想想,总起来讲,其实他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组党是不乐观的。因此,他宁肯做生意也不愿再搀和组党。我在临沂时曾经以为他家里有电脑,《笔谈》是他自己在电脑上印的。见了面才知道,那两期《笔谈》都是他手工操作的,印的时候要找打字社,而打字社不愿承担风险,他还得说好话,人家好不容易才答应。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第三期,正准备打印呢,“唉……”在他的这声“唉”里,我当时没有读出多少东西,事后想想,那包含了多少无法言说的内容啊!

   吕洪来的夫人李嫂(名字我记不清了)一看就是个贤惠之人。他俩的姻缘非常有传奇色彩:别人介绍他俩见了一面之后,约好下一个星期六再次见面。但是,李嫂怎么也等不来吕洪来,就凭着印象找到了吕洪来家。谁知道吕洪来被抓走了!李嫂问清被抓的原因之后,不仅没有嫌弃,反而决定嫁给他。于是,正在劳教的吕洪来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吕洪来生活极为困难,孩子又上学,负担很重。在卖鸭梨期间,我才知道他这次贩梨的钱是以房子为抵押借的。由于赔了几千块钱,我问他怎么办,他说只好卖掉房子,另外买一套小的,或者先租一套,别的没有办法了。他说这话时很沉重。

   后来我给吕洪来打过两次电话,但都没打通。而且到现在,媒体上也几乎没见关于他的消息。我想,大概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正在老老实实挣钱还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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