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恩波先生四十年如一日忠於國家，鞠躬盡瘁，從未有些微動搖之意，作為一個動蕩時代的文化人，這是他最值得我們尊敬之處。請看今日台灣駐港機構各主管中，有幾個不向中共拋媚眼的。？
   恩波先生對蠅營狗苟之徒深惡痛絕，但對社內同事——從高級職員到排字工人都十分和藹可親，從未見他疾言厲色地對待下屬的瑕疵。筆者有幸與恩波先生同席議事，舉座之人包括主席都比他輩份低職位卑，但他從不擺老資格，不以勢淩人，每次發言都舉手報告，不囉嗦不打叉，然而他每一句話都能得到眾人的敬重。一九八七年八月香港時報舉行報慶晚宴，年輕記者鍾子能乘醉發了不少牢騷，說出了對報社人事方面的諸多不滿。同事們把他扶回報社辦公室後，一位副總編輯發威風下令記者同事們把鍾捆起來。細麻繩剛繞上雙臂幾圈時，被巡視編輯部的恩波先生瞅見。他以香港時報最高長官的身份下令鬆繩，他說：「不就是喝醉了嘛？為什麼要小題大作！」鍾子能酒醒後慚愧不已，日後工作甚為長進。
   以恩波先生的才能與英語水準以及交遊之廣，要想跳槽到待遇十倍於中央社的外國通訊社(如詹文滸服務於路透社)，或者到第一流的外國傳媒機構當台、港特派員，真是易如反掌。然而他寧願堅守中央社那座寒窯，數十年如一日，且所到之處均能融入當地新聞界而執其牛耳；在中央社經費短絀的年代，一直做到近悅遠來、賓至如歸的地步。他為了維護新聞自由與國家榮譽，奮鬥不懈，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這就是他逝世十八年後仍有很多人懷念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