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的史學探索促使官方逐漸開放史料
   梁任公有云：「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近代名人親撰的日記、函電、公文書都是治史之瑰寶，它們比幾十年後所錄的口述歷史要可靠得多，許多荒腔走板的口述史往往在第一手文獻面前穿幫。
   我們中國人是最善於保存文字檔案的民族。在大陸，每個人都有一個檔案袋，生前跟著本人走南闖北，死後入「死檔」猶可檢索；在台灣，總統府有國史館之設，國民黨中央黨部有黨史會(館)之設。蔣介石生前很重視史料，他長期撰寫日記，來往函電均留原稿，他的手令手稿親筆函電，均通知受文者寄回歸檔，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大溪檔案」。陳誠也很重視歷史資料，他從大陸到台灣，隨時隨地注意搜集與整理文獻，從政三十多年匯集資料一百七十多箱，洎其晚年，特別設立專案小組，指定專人負責，費時十載，最後成書約九百萬言，定名為「石叟叢書」。然而海峽兩岸的當政者，長期以來都習慣於將史料列為秘藏而禁止借閱。台灣《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生前一再大聲疾呼要求公開「大溪檔案」「石叟叢書」等官方史料，他認為「私藏等於銷毀，發表才是永久保存」。他的呼籲獲得海內外史學界的巨大聲援。在台灣，大溪檔案移交國史館後，已由一組專人立案、編目、裱褙、微縮，並逐步向社會大眾開放。至於石叟叢書中的二百萬字，去年八月已在台灣公開印行，定名為《陳誠先生回憶錄》，共六巨冊，計二百萬言，除函電、講稿外，回憶錄全由陳誠口述，經秘書整理匯編而成。
   在大陸方面，近年外交部已開放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檔案，各省市檔案館也已開辦收費查閱業務。然而，中央檔案館還有許多絕密資料，迄今仍未公開，甚至許多資深專家都不能查閱。
   不過，民間的史學探索往往會促使官方加速開放史料、搶救史料。例如去年十月，香港一位民間史學愛好者編寫了一本《反攻大陸機密檔案》，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端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這本書的資料來源偏重於大陸各省市公安部門斷斷續續披露的新聞公報等，篇幅為四百十五頁。

   半年後，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用口述歷史的體裁，編印了一本《塵封的作戰計劃——國光計劃》，計四百八十頁，是國防部派專人對十七位六十年代參與擬訂反攻大陸實戰計劃的國軍退役將校的訪問實錄，其中，上將一人，中將九人、少將五人、上校兩人，都是深受蔣介石賞識與器重的戰術參謀人員。自1961年至1972年，台灣三軍有二百零七人參與國光計劃，共擬訂113本各類計劃，其中包括自力反攻計劃——國光計劃廿六種，聯盟反攻計劃——巨光計劃六種，其案卷裝滿了十七個大型保險櫃，若要系統整理成書，談何容易。然而使用當事人口述歷史這一體裁，卻不失為勾沉補闕的一條捷徑，至少填補了台灣方面這一題材的史料空缺。本人深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大陸將會開放更多史料，史學工作者手中的疑難課題有可能一一迎刃而解。